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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交通中的政治因素(2)
掌握了台海航路的控制权后,台湾总督府便利用其作为向对岸扩张的工具。首
先,相继开辟了由福州至三都澳,厦门至石码的内河航线,将其势力渗透到内地。
其次,协助台湾的日本各大制糖会社拓展大陆市场,1910年,台糖大幅度增产,为
解决过剩台糖的出路,总督府配合台湾糖业联合会,命令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即时开
辟从高雄经福州、上海、青岛、大连至天津的补助命令航线,紧接着是台湾银行的
跟进;“一战”期间,为抢占西方列强留下的空白,又新辟由总督府补助的南洋命
令航路。这些都反过来促进了岛内日本资本及殖民地产业的发展。为此,人们指出
:“台湾产业的资本家企业化,其所生产的商品及所积蓄的资本,是有恃于大阪商
船的海运与台湾银行的金融的。凡此都出于政府的援助政策,因此得以华南及南洋
为主,实行对外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就有人下了这么一个断语:“台湾完全是日
本资本南进的跳板。”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
59页。可以说,正是日人掌控下的台海航运充当着这样一块跳板的作用。最后,尤
应提到的是,台海航运的转向连带贸易方向的变更,使得台湾社会愈来愈紧密的与
宗主国日本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殖民地化进程,“本来,台湾
人来自福建广东,其生活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是随着廉价日本商品的大量涌
入及高关税下大陆商品的阻隔,“乃以日本商品供作台湾人的生活资料,且使其生
活方式日本化”。所以矢内原忠雄尖锐地指出:“这一变化的社会意义,是割断了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纽带,使与日本相结合。”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台湾银行,1964,第59页。
日资对台海航运的独占,同时也限制了台湾人及台湾土著资本的向外发展,其
对台湾生产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例便是1925年的香蕉自由输出问题。为避
开中间商的盘剥,当时台中的农民绕过官方的青果同业组合直接把香蕉运到基隆港
输出,遭到台中州当局的极力阻挠,其杀手锏就是“公然向邮船会社制止运载自由
共同移出的芭蕉”,以至“运到基隆的芭蕉总数约二千笼,堆积如山,将在腐败之
中”,给台湾农民造成巨大损失。《芭蕉的自由移出问题》,《台湾民报》大正14
年8 月2 日。为了打破日人对航运的垄断,台湾人曾谋求设立自己的轮船会社以与
之抗争,他们说:“台湾的移输出大概是米木材青果为大宗品,移输入是肥料木材
为大宗品。这是台湾移出输出和移入输入商经营的事业,而其所积载的船只不是大
阪商船就是日本汽船,此外尚有山下或是东洋汽船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台湾人
经营的船会社。”因不断有日资轮船会社拒不运载货物,提高运费等事情发生,台
湾本地产业界的不少有志者起而呼吁组织船会社,“为要保障生产者的利益,移输
出入的利便,台湾人不得不组织船会社,而自己经营生产品的移输出,与外国日本
内地品的移输出”。他们认为,“台湾住民的生产机关与交通机关,一旦能够如意
连络起来,本岛住民的经济权前途就有许多希望,且能够排除一切的困难”。《组
织船会社的利益》,《台湾民报》昭和3 年11月18日。然而,扶持和保护日本人的
利益压制台湾人的利益及其正当要求是日本殖民者的既定政策,台湾人自己组成轮
船会社的愿望最终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例使我们联想到它跟台湾人创办的金融机
构大东信托所面临的命运何其相似,只要是触犯到日人对台湾经济领域垄断地位的
行为都被视同对其殖民统治的一大威胁,以至台湾人 “不得不继续的和反动势力
恶战苦斗”。《信托预金与大东信托,台中州的干涉似乎超越职权》,《台湾民报
》昭和4 年2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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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银行头目添田在其发表的题为《台湾与福建》的谈话中说:作为日本对岸
扩张的两翼,一是台湾银行在华各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另一就是台湾总督府热心
推动并在商船会社配合下的海上航路的拓展,交通与金融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日
本“在华利益线”的基础。《台湾与福建》,《东京日日》明治34年3 月21日,见
《台湾协会会报》第19号,第70页。对于台海航路指定航线,李友邦曾经做过如下
评论:“这官命航线之规则,共有八条,其第一条为:船客荷物之运费,要经总督
之认可,因此,官命航线之特质,是在于被统制于台湾总督府一点。”李友邦:《
日本在台湾殖民地政策》,人间出版社复刻本,台北,1991,第38 页。就其在台
湾经济及对外关系上的重要性,他说道:“官命航线之开始,是与筑港及敷设铁道
之发达,互相照映,而造成了巩固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李友邦:《日本在台湾殖
民地政策》,人间出版社复刻本,台北,1991,第38 页。矢内原忠雄则更总结了
日本对外殖民主义的一般规律,从政治力与经济力交互作用的宏观角度分析了日据
下的台湾航海交通,他指出:“日本资本是随着日本国旗而来台湾,驱逐外国资本,
造成自己的势力;依赖日本国内的投资与本岛人资本的动员,发展资本家的企业,
终于形成帝国的及地方的独占,使台湾实业界的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大资本家的
支配之下,更以台湾为基础而向外发展。”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台湾银行,1964,第59页。显然,日本殖民地台湾之对外航运事业及与大陆的海上
交通,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么一条轨迹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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