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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上)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我还当过民主人士呢” 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埋头苦干的时候,湘南特委派来的一名代表到了井冈山, 让毛泽东苦恼了一阵子。 这位代表叫周鲁。 周鲁,湖南叙浦人,曾在长沙豆泽中学读过书,后来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 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时,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 书记,后来又成了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未按中央的意图 攻打长沙,而是“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自然难逃责难。 11月9日,翟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泽东进行处 分。决议写得明白,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 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当了三个月的“毛委员”就这样被橹掉了。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1928年3月才传到湘南,湘南特委立即召开会议传达。 周鲁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鲁埋头做着笔记,当会议宣布“撤消井冈山前 委”、“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许是手忙脚乱,也许是笔误, 也许是根本没有听清,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周鲁在笔记本上记的是“开除毛泽东党 籍”。 早在1927年的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信的最后一部分 点了毛泽东的名: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革命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 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 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 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 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 ――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职任。 看最后一句的意思,中央似乎愿意给毛泽东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周鲁上井冈山“宣判”。 3月上旬,周鲁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 此时,站在毛泽东面前的周鲁无异于一位“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一到, 便宣布了三道“圣旨”:一是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二是开除毛 泽东的党籍;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 mpanel(1); “圣旨”一颁布,举座皆惊。 但毛泽东没有争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 的高级领导干部,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开除党籍了, 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 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 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这次当民主人士当了近两个月,直到4月底与朱德会面才得知了中央的真 正精神。 紧接着,毛泽东又受到了“钦差大臣”更严厉的批评。 进入井冈山以来,周鲁所到之处见到的房屋虽然破!日,但都井然,不如他在 湘南所见,处处狼烟。心中有了怒气,他责问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 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 毛泽东有点光火,又有点疑惑:“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群众住哪里?” “你这是布尔乔亚!”周鲁说,“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 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毛泽东向来看不惯夸夸其谈,不搞调查研究,瞎指挥的人,可是,现在他连党 员都不是,怎么跟湘南特委派来的代表去理论呢? 最后,周鲁又给毛泽东下了一道“圣旨”:将工农革命军悉数调往湘南。 毛泽东当师长 毛泽东没有过多地与周鲁争吵,他知道,吵是没有用的。 既然当师长,就得有当师长的样子,从未拿过枪的毛泽东,腰上挎了一枝短枪, 虽然样子不如拿笔杆子协调,但毛泽东极认真。 何长工当时担任第二团党代表,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3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砻市,我在龙江书院见到他,周鲁传达了湘 南特委命令,取消前委,改组师委,要毛泽东当师长,何挺颖当书记,并调部队到 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我们留下少数人守山。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 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军旅之 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 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奥皮匠,合 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 虽然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可是,在这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里,毛泽东以 其诚恳和秋收起义以来的崇高威望,仍然是这支队伍事实上的领袖。 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带领部队前往湘南,可是,他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一位党 务工作者所应该做的。 3月19日,工农革命军到了酃县中村,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星期。 说休息,只是没有连续行军,没有打仗而已。 利用这个空隙,毛泽东给部队上了一个星期的政治课。他把全部人马分成两部 分,一部分讲三天,每天有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 早春三月,山间的稻田还是光秃秃一片,于是政治课的课堂,便选在了中村前 面的干稻田里。 工农革命军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席地坐在干枯的禾 蔸上,毛泽东则因陋就简,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围绕着他所熟 悉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特点,侃侃而谈,讲干了嘴,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 的凉水。 毛泽东深知,只有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使士兵知道枪往哪里打。 他做到了。 迄今为止所知,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时间最长,也是最早、最集中的一次政治教 育。 后来的赫赫名将罗荣桓、谭政、陈士渠、陈伯钧、谭希林、韩伟等都是这次政 治课虚心的小学生。 毛泽东即使当师长,也是一位政治师长。 毛泽东读过很多古书,“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最谙熟不过了。从陈胜吴广 到洪秀全,一提出“均田亩”,那么那些靠土地为生却无寸土的农民便首先云集响 应。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群众基础。 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桂东沙田,为了夯实群众基础,他又进 行了建立根据地的另一个实践活动――也是最得人心的活动――打土豪分田地。 在井冈山,毛泽东走到哪里,土豪打到哪里,田地分到哪里。 郭名成老人说: “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 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 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 给这一户的。当时上豪也分一份田。”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团结大多数,所以,在分田的问题上,他能 够给土豪也分一份田,让土豪也吃上饭。 这就是统一战线。 真要如周鲁所说,土豪不要说吃上饭,恐怕连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做法。 所以他能够走自己的路。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有的人能指挥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却当不好一个连长;有的人是个好上尉,却 终究成为不了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几百万军队在广袤的土地上,同蒋介石展开殊死决 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在井冈山只任一个小小的师长,率 两团之众,不上千人,照样干得红红火火,颇为出色。 因为毛泽东能看到战争以外的许多东西,而他所看的和所做的这些似乎是战争 以外的东西,却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军队,不仅仅只会攻城略地。 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这是些很简单又好懂的短句,相信文盲听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 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简单的条例帮助毛泽东使他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些条例的产生 经过,相信毛泽东至死也不会忘记。 1965年的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住在茶陵招待所。那天晚上,陪同他的湖南 省委书记张平化(他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酃县县委书记),陪毛泽东散步,毛泽 东看到茶陵县城,感慨地说: “当年,我们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 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 张平化紧接着追问了一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在什么地方颁布的?” 毛泽东脱口而出:“是在沙田稻田里土岗子上讲的。” 毛泽东确实记得很牢。 他不能不记得牢啊! 没有纪律作保证的部队,连一个小小的茶陵县城都守不住,日后何以能掌管九 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龙开富少将在井冈山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帮毛泽东挑书籍。文件,建国后担 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他曾跟部下开玩笑说:“毛主席的著作不光是主席写出 来的,还是我挑出来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 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 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干田里, 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 “在沙田宣布纪律是在退出茶陵之后,那时有三个营,茶陵打开后,纪律很坏。 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了,影响很不好, 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其实,初上井冈山,毛泽东便向部队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但是到了桂东 沙田才正式地、系统地向全体将士作了颁布,严令执行。 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部队无纪律的情形。秋天,正是山里红薯 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战士们又饥又渴,看见路边诱人的红薯,毫不犹豫,连苗 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便塞到了嘴里。 毛泽东当时并未说什么,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一路上苦思冥想。一直 到要和王佐会面的1927年10月24日早晨,也就是上井冈山的前三天,毛泽东站在井 冈山的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当时,工农革命军可算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自从秋收起义失利以来,整整两个 月了,部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如今听说到井冈山能歇歇脚,大 家都很高兴。毛泽东抓住大家的这个心理,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 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 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块被写进了军史的普通石头上,毛泽东扳着手指,讲了最早的三条: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自从宣布这三条后,拿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攻 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部队将小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 铺里卖药的激科也拿走了。 接着,在遂川县的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 “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 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 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1928年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 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又特别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来解释: “损坏老百姓的东酉,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 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结果是:看到工农革命军来了,老百姓不再跑到山 上去躲起来了。 几年以后,当红军到了中央苏区开辟出一块更大的根据地时,在六项注意中又 加了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 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 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 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 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 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叶群听了,立即走到吴法宪面前,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吴副总长,你真是 个很好的宣传员,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你。” 他们没有放过这个你吹我捧的极好机会。 血染的三月 从周鲁一上山,似乎就意味着边界要遭受一次浩劫。本来,周鲁要毛泽东放这 一把火的,但毛泽东没放,毛泽东走后,曾经被毛泽东赶走的土豪回来放了。 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最早建立县工农兵政府的茶陵、遂川和宁冈,三个县的 县城及平原地区被敌人占领后,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敌人闯进宁冈茅坪,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幢房屋后,茅坪乡工农兵政府主席谢甲 开又成了敌人的姐上之肉。 如同后来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敌人要谢甲开说出茅坪乡党政干部的去向, 遭到了谢甲开的严辞拒绝,敌人一再威逼,谢甲开则以高呼“共产党万岁”作答。 ‘最后敌人一不做二不休,将谢甲开开膛剖肚,挖出心肝,又将谢的尸体切成四五 段,抛入河中。 与此同时,宁冈的上寨、蒋家田、西源等地也尽为灰烬。 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也纷纷组织还乡团,杀向井冈山。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当初走时并未完全按照周鲁所示,将部队悉数调往湘南, 他不动声色地在茨坪留下了一个特务排,所以,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在覆巢之下,尚 有完卵。 对于这次边界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1928年5月19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告了” 周鲁一状: 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以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 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 接着在1928年冬天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参了周鲁一本: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 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 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率部往湘南纯粹是因为听命于周鲁,那就大错特错了。毛 泽东将秋收起义所剩不多的部队拉上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近五个月,岂能因周鲁的 一句话就轻易放弃井冈山? 毛泽东在组织上是服从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心中另有“小九九”。 早在1927年冬,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前往湘粤一带与朱德取得了联系。朱德部派 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也早就到了井冈山。毛泽东深知一根筷子和十根筷 子的道理。3月,正是朱德湘南暴动后遭敌围攻之机,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泽 东顺水推舟下湘南。 正如毛泽东所料,这时,朱德、陈毅正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近万 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井冈山方向逶迤开来。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广东大 埔的三河坝则成了南昌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大军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主力直下潮汕,只留下以第九军 副军长朱德为首的两千余人,军长韦杵从未到职,朱德实际上成了这支部队总的指 挥者。 10月的三河坝,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河坝,以位于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的会合口而得名,10月3日,一路 “追剿”起义军的钱大钧部以三师之众与朱德的三团之众,在三河坝激战三天三夜, 而钱大钧部的伤亡又恰是朱德部的三倍。 10月3日到10月5日,是三河坝血雨腥风的三天。 10月3日,钱大钧以十个团的兵力首先向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以顽强的火 力,击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强行渡河的梦想,许多满载士兵的船只在河中央被 击沉下去,而满载尸体的船只因无一活人掌舵而在河中央团团打转,如同空中断线 的风筝。 并不愚蠢的敌人很快改变战术,以大炮和重机关枪向起义军阵地猛烈轰击,掩 护渡河的士兵。 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起义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起义军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五师的参谋处长游步仁指挥七十三团作战时腹部受重伤牺牲; 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 七十三团五连连长张子良牺牲; 七十三团团长王一平牺牲; 七十三团三营在营长蔡晴川的指挥下与敌人激战几天几夜,在子弹、手榴弹打 完以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蔡晴川与全营官兵壮烈捐躯; 弹丸之地的三河坝,每一丝空气都流淌着血水。 朱德率剩下的两千人退出三河坝往潮汕方向开去。 行至饶平,又一个沉痛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就像突然听到慈母辞世噩耗的孝子,队伍中发出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何去何从,南昌起义最后的星星之火?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位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将军朱德的雄才大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这 支弱小的部队。 强忍着悲痛,收拢起从潮汕退下来的小部分人马,朱德率部在饶平稍事整顿, 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和一个月前刚刚吃了败仗而在浏阳文家市召集前委会议的毛 泽东不谋而合。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过三河坝这次历史性 的转折: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 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 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 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建根据地。” 当时,朱德和毛泽东想的都是要有一块能站稳脚跟,然后打出去的根据地。 冥冥之中,两颗心在一南一北中悄悄靠近。 1962年6月,也就是在朱德重上井冈山后的仅三个月,朱德在与陈奇涵、杨至成 等人畅谈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段历史时又说: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 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 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 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 脚的。” 陈毅“卖狗皮膏药” 陈毅在南昌起义中,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本来,他与武汉军校学生从8月2日 乘船从武昌出发已经迟了,在8月4日船到九江后,这些学生就被张发奎缴了械。 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著名的“红色分子”,在武汉中央军校 负党的责任,这时,他只有赶快下了船,与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起,一夜走三四十里 往南昌方向赶去。沿途因为兵变,到处关门闭户,陈毅等人只好在树林里稍事休息。 待6日晚上陈毅赶到南昌时,连共产党的影子都不见了,满街上都是张发奎的兵, 到处叫骂共产党,杀共产党。 陈毅不敢多呆,好容易听说了叶贺起义军队已向临川、抚州方向开去,连夜拔 脚出了南昌城,几经周折,终于在临川、宜黄一带追上了起义部队。 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分配陈毅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当政治指 导员,并笑着对他说: “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弃。” 陈毅报之干爽朗的笑声:“什么小不小呢,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于,只要拿 武装我就干。” 在当时四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坚定的想法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三河坝之战后,连遭打击的起义部队似乎成了一只脱毛的凤凰,人见人欺,虽 然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主要追击,但是却连地方武装、反动民团,甚至山野土匪 都可以来欺负一下。 10月的山区小道上,寒冷、饥饿、痢疾、疟疾与这支沉闷的队伍一起向北走去。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从这支队伍中走出去,有开小差的,还有带一个班、一个 排,甚至一个连公开开大差的。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任凭朱德有三头六臂,他一个人又如何能拢起这支不到 两千人的军心涣散、毫无斗志的队伍? 在不停地应付来自四方的射向这支弱小部队的各种明枪暗箭的同时,朱德迫切 希望有人能出来协助他稳定军心。 这时,陈毅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陈毅是在人们不解、冷漠甚至是鄙夷的目光下站出来的。 在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而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中又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 陈毅在部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他来到这支部队尚不到三个月,又只是一位团级 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协助一军之长的朱德,其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陈毅却是一直做政治工作的,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在重庆编辑《新蜀报》, 1926年,他二十五岁,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第二年调到武汉中央军校又做政治 工作。做政治工作的酸甜苦辣,陈毅心里比谁都清楚。 但是,陈毅还是果断地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中,只有感激二字。 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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