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初涉商界 　　冬月间，谭老五从山上下来，带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王道纯的笔迹，上面写着：“会 议决定你在重庆设法经商搞运输，做经济支援，徐清浦来合川另有任务，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 　　我看了这张条子，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心只想去苏联，怎么又要我改行经商？ 　　谭老五说：“大哥回来之前，我们上面都没动，这回一听说真的成立红军了，都高兴得 不得了。大队伍又调回山上了，决定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大竹后山作后备，等大哥从广安 、邻水那边回来再动作。敌人没有兵，不敢到华蓥来，就派了些便衣特务在乡里活动，路上 的卡子也查得紧了。如果要行动，就得变装，穿敌人的军服，所以要你想办法打两百套军服 出来。再说我们现在扯得这么宽，又要孤立军阀，就不能老去打地主，打土豪。组织上开会 研究了，让你先想办法搞点钱，对山上作些经济支援，起码每次的军需品，不要山上拿钱下 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苏联暂时不去了，该不会是场梦吧？无凭无故的去打成百 套军服，别人不怀疑吗？再说，我手边存着的薪水，一共不到两百元，自己要用一点，百多 元也只能打几十套……越想问题越多，搞得我昏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十全之计来。 　　第二天，我找一个老师把课对调了，一大早就去找徐清浦，传达了组织上要他去合川的 事，同时把山上要军服的事情说了，希望他能出些主意。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子问题 ，开个服装铺自己搞。” 　　我说：“哪来这么多的本钱啊！” 　　他又笑着说：“要不了好多本钱，佃个铺子就行了。” 　　我们就认真地商量起来。徐清浦是个细心人，一个上午下来，连那些细节都设计得周周 全全的，临走时我对徐清浦说：“怪不得人家喊你叫智多星，我昨夜想了一夜都没想出个妥 善的法子来，你一说我就开窍了。” 　　我兴冲冲地步行回校，走到七星岗，看见一个服装铺里坐了一个女工，正在缝纫机上打 衣服。我想女的好摆龙门阵，就借打衣服与她搭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就知道了这家铺子的 老板姓黄，是女工的哥哥，要去眉山做事，这铺子正想顶出去。 　　我一听，连忙找到了黄老板，问他打算要多少钱？ 　　黄老板说连租金、押金、机器在内，只要千多块钱。 　　我看他铺子上摆着六部机器，铺面两丈多宽，三个套间，两楼一底，地方也还适中，就 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吧！”接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急急地告辞出来，走了几步又站 住了，在隔壁布店里扯来七尺阴丹布，找他做一件旗袍，给了一块银元的定钱，约定后天来 取。 　　我回来就对谭老五说：“你回去告诉你大哥，说的事一定照办，先打上几十套军服没有 问题，要是有款子带点下来。” 　　谭老五说：“现在队伍扯得那么宽，到处都要钱，要款子有困难，恐怕要你自己想办法 。” mpanel(1);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隔了两天我去拿衣服，那女工说，他哥哥到眉山去了，顶铺子的事要开了年才能决定。 　　离寒假还有十多天，我提前把课考试了，领了五十元薪水。我一个子儿也不敢花，揣上 就往七星岗跑。正好，黄家老板从眉山回来了，我把五十块钱交给了他，算作定钱。腊月间 ，他的账主很多，又要忙过年，这五十块钱虽然为数不大，却是雪地送炭，他直是点头，说 ：“这铺子一定顶给你，其他的款子好商量，分期付就行。” 　　虽然铺子有些眉目，没有拿到手总是不放心，就说不会变卦，也要开了年才行。再说开 个铺子，要机器要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还要去讨些见识。学校放假了，我就退了聘，天 天在城里遍街跑。听人说机房街盛家公司是专门卖缝纫机的大铺子，还附设了几个缝纫厂， 我就跑去看。满屋子的缝纫机，一架一架地摆着，我站在机器旁边，心里正盘算，公司里的 一群女工下班出来了，其中一个叫徐志群的认识我，招呼说：“陈老师，你买机器啊？” 　　我随意回了一句：“是的，我想买机器，开个铺子。” 　　这些女学工听说要开铺子，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打听。 　　我说：“怎么？你们学出来，还要自己找铺子？” 　　徐志群说：“是呀，不自己找，到哪里去做工？” 　　“我们快要出师了，就在愁没有地方去呀。” 　　我想这些女学工，一个个都是十多岁，多单纯，就说： 　　“愁啥子？求哪个？我们二天开个女子服装店，欢迎你们出来参加。” 　　她们听了，高兴得直跳，当时就围了十多个人过来，家也不回，饭也不吃，就围着我在 机器边讨论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很热闹，最后决定有钱的出钱，有机器的出 机器，一百元一股，我负责找房子，当时就凑了五六部机器和三四百元钱。谈完了，我招待 她们去吃小面。我是个急性子，她们比我还要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服装店开起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 。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 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 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 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 ，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 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 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 　　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 　　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 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 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 “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 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 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 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 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 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 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 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 　　“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 　　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 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 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 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 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 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 ，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 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 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 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 。 　　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 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 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 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 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啪的缝纫机声。 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 　　“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 　　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啊。这法兰绒衣 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 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 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一长串车子一直停 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了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 。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 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 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 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 　　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 ，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 　　“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这 么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办法啊。” 　　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 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 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 。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 ，一眼看去，很是眼熟。 　　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 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 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 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 ，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 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 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 ，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 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 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 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 ……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 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织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 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 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 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 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 ，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 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 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 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 　　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 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 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１３００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 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 　　“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 ：“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 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三百块，够不够？” 　　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 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 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取。 　　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 　　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 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 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 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 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 ，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 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 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 。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 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 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 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 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 ，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 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 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 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 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 　　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 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 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 ，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 　　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 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 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 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 　　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 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 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 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 　　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 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 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 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 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 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 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 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 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 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 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 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 ，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 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 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 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 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 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 。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 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 　　“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 　　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 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 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 　　“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 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 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 ，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 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 ……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 “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 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 。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 ，就放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