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 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 ，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 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 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 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 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 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 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 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 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 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 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 。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 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 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之外，重庆城里的内二 警也开上去了，整整一个师，而且是训练有素的野战师，在我们起义的那一带，杀了好多人 啊。岳池城里的临时监狱里关不下了，就往重庆送，我们好多同志都送到了重庆，听说徐庶 生也送来了，就是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吧？张伦也牺牲了，多好的人，从来就没 想到过他自己……” 　　石泉他喝干了酒，用拳头捶着桌子，泣不成声。这么坚强的一个汉子，为同志们的牺牲 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我才说：“石泉，你别哭了，你现在也是上了敌人黑名单的人，避一避吧 ？起义的许多领导同志，都避到川南和成都去了，要不要一青为你安排一下？他的关系多。 ” 　　石泉听了我的话，只是摇头，说：“大姐，我怎么能走，我手里有这么多的同志，他们 都马上会退到重庆来。我要是走了，他们去找谁？我听说现在重庆特务上万，我要是走了， 同志们没死在战场，也要死在这些特务手里，那时候我岂不是成了罪人？再说他们就是要找 一青，也要通过我，我比一青熟悉情况。现在叛徒这么多，万一把一青也拉进去了怎么办？ 哦，还有一点，大姐你和一青都得注意，不是极可靠的人，不能带到你们这里来，连我也不 能住在你们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呀！” 　　过了不久，宁君给我带回一个人来。我正想这孩子怎么就忘了老刘的话，那人就哭兮兮 地叫了一声伯娘，然后连忙抹干了眼泪，嘿嘿地笑了起来。 mpanel(1); 　　我看着这个叫化子一样的人，一时想不起是谁。 　　宁君说：“妈妈，你见过他，他叫冯群生①，冯胖娃，也是我们七工委的，刚从山上下 来。” 　　我一拍巴掌说：“原来是你啊！那么敦实的一个小胖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冯胖娃吸吸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摸出一支烟来，看了半天，不抽。 　　我说：“小胖子，你这烟怎么了？” 　　他说：“怎么了？我从山上下来，就成天在街上转，一连转了好几天，也没见到我们的 人。我想这样下去，即使不落在特务手里，也要饿死街头了，哪晓得一下子就在七星岗碰① 冯群生：解放后在万县粮食局工作。 　　上了宁君。我一高兴，就摸出刚拣来的烟锅巴。心想看她穿得那么摩登，不能就这样去 和她打招呼，先吃口烟提提神，然后再跟着她，跟到个僻静的地方再说。哪晓得等我把烟点 上，一抬头就不见人了。我后悔得很啊，当时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刮子，一下子把那烟锅巴丢 了个十万八千里。我又在街上找她，找了她整整三天啊！唉，总算找到了，这下子，我要好 好抽一口了。”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穿得珠光宝气的宁君一边换衣服，一边说：“那天我是看见一 个叫化子一样的人跟着我，还以为是个特务呢，耍了个小花招就把他丢掉了，没想到今天又 碰上了。我心想糟了，这下子跑不掉了，哪晓得他过来朝着我直笑，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冯 胖娃，这才摸出钱来让他上澡堂子去洗澡、理发。” 　　冯胖娃听了，嘿嘿地说：“亏得你的眼神好，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恐怕连我妈也认不出 来了，我又故意抹黑了脸，只剩下两个眼珠子在转。” 　　小胖子吃了亏之后，再说也不放宁君走了，一定要跟着她来见我和一青。没多久一青回 来了，很快将小胖子来的情况告诉了刘石泉，接着将他和几个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安排在盘 溪黑房子的一个什么学校，先住下来。 　　又过了一阵子，一青回来对我说：“诗伯，你猜我今天又见到谁了？” 　　我说：“你成天见到的人太多了，这下来还没几个月，起码安排了一两百了吧？我怎么 猜得着？” 　　他说：“这个人你当然是知道的，小杜，杜文举①。” 　　我长叹了一声说，“天啊，小杜他终于也跑出来了，前一向石泉跟我说起，最不放心的 就是他。” 　　一青跟我说起的这个小杜，是我们七工委肖家场地区的支部书记，他的家也是我们七工 委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父母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石泉、张伦还有许多同志来来往往 的都住在他家，石泉还动员他的父亲做了当地的保长。起义一打响，他的全家都被敌人关了 起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们和石泉都担心得不得了，没想到今天有了他的消息。 　　我说：“一青啊，小杜和别的人不同，为什么不带他回来和我们见见，也不晓得上面的 情况怎么样了。” 　　一青说：“小杜来重庆都有些时候了，石泉安排他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沙坪坝重庆大 学杜伯刚教授办的‘东方人文学院’，当个学生。石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一块旧表和几件 学生装，还说在城里就要像个城里人，重庆的特务这么多，不能出问题。” 　　我说：“我们七工委的那些同志，也多亏有石泉指教，新党员一入党，就上秘密技术课 。还记得他讲的一个在农村工作很有成绩的同志，就是因为上厕所不用农民用的篾片而用了 草纸，被敌人发现的事情不？要不然啊，出的事还要多。” 　　宁君在一边卸妆，一边说：“我觉得这杜教授，真是个好人，现在特务成天在重庆大学 进进出出的，这么紧张，他不但把一青认成他的秘书，还不断地‘窝藏’我们的人，看来① 杜文举：解放后任达县保险公司总经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宁君一下子说不出来了，我说：“是奈何以死惧之。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吧？” 　　一青看到宁君不好意思，就出来打圆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和石泉商量了，现在张蜀俊他们带着我们的一群人，已经在华蓥山周围打开了游击，苦 是苦一些，可是比前段时间起作用。听说前不久，胡宗南的一部军需车运了些吃的穿的到大 巴山去支援罗广文的部队，阻止我们解放军入川，就被张蜀俊他们截了，还得了五十万元金 元券。而肖家场这一带，我们的人还多，老是这样消极地东躲西藏，很容易出问题的，还不 好应付紧急情况。现在我们全国战场上打得这么好，说不定很快就有新任务。石泉又交代了 ，要他回去清理同志们的关系。” 　　我想了想，说：“组织当然要清理，可是不能一看到我们的解放军都快打进大巴山了， 就又急躁起来。当年你廖伯伯一死，也是这样，同志们都被敌人杀红眼了，一个个都只想着 去拼命，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下来。要给小杜说清楚，现在蒋介石只剩下这么一块地盘了， 不会轻易让我们在他的心窝子里翻跟斗。再说还不知道上面对这次起义是怎么说的，我们得 等一等，扯红了的同志要赶快撤退隐蔽下来，枪支要埋藏好，要是一心急着去报仇，还要出 大问题的。” 　　一青听了，点点头，没说话。 　　我叹了口气又说：“你还得叮嘱一下石泉，不要自以为有秘密斗争的经验，就大而化之 。现在满城都是特务，不都是只会吃干饭。” 　　宁君听了一撇嘴说：“妈妈，这话呀，怕只有你说他才得听。我昨天还说了他呢，他满 不在乎的，说我头上又没刻字，他们身上也没带Ｘ光，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再说我们这些 人是死了心的，抓住了也没什么搞头。晓得不？我天天在练坐老虎凳呢，都能上三块砖了。 三块啊，这么高，不怕宁君你是搞艺术的，跳过舞练过功，你行吗？” 　　看着宁君那一脸委屈的样子，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 　　“那这话我是更不能说了，你还是练过功的都说不过他，我这把岁数腿都硬了，还敢说 他啊？” 　　一青说：“诗伯，这话还得你去说。倒不是为宁君出这口气，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样 吧，这个星期六，我要带石泉去和上级领导见个面，完了我就带他来见见你。” 　　我一算，今天都星期三了，就说：“好啊，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干脆就杀了那只老母 鸡炖起，等他。” 　　星期五晚上，我半夜就起身，燃起一炉炭火炖鸡。可是到了星期六晚上，不但石泉没来 ，连一青和宁君也没影子。我披着衣服在床上等了一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有音信 。第三天，我知道出事了。按照当时地下斗争的规定，当天晚上人没回来，就得赶快搬家， 防止被捕后出叛徒，我们那时候真是被叛徒害苦了。 　　我和梅侠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往门外张望，最后把箱子都提到了门口，却又站住了。 　　梅侠迟疑地说：“诗伯，我们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来，坐在床边，心里说：“不，即使真的出了问题，石泉他绝不会成叛徒，我 的孩子们也绝不会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来，我也得等他们回来。”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宁君才回来了，一青进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说话。 　　我不敢问他，就在一边守着。冬天的风，在歌乐山的莽莽丛林中穿来穿去，发出尖厉可 怕的啸声。过了好久，宁君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扑过来说：“妈妈，石泉被捕了，他被 叛徒卖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 　　一青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们等了他三天。按规定，过了五分钟 人没来接头，我们就该走，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会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会成叛徒 。我们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们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们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来的一个 人接关系，结果一走到接头地点，就被敌人装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们今天也回不来 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但愿不要被送到这山下来。” 　　我听了，心里一颤，梅侠却轻轻啜泣起来。一青指的这山下，就是歌乐山下的渣滓洞、 白公馆。这是两个魔窟，但凡进去了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我们起义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 到了这里面，梅侠的丈夫陈作仪，也关在里面好几个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以后的日子很漫长。一青还是带着宁君，每天走四五十里进城，安排从山上下来的那些 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中间，有我们的一些老党员和骨干，但是更多的却是在起义中 新入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别说是城市斗争的经验，许多人连城也没进过。前前后后，一青 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两百人，现在石泉出事了，担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这么多的人要 吃要穿要工作，许多人十冬腊月了还穿着单衣，一句话，都得要钱。 　　一青和我商量怎么办。做生意吧，现在物价飞涨，卖出去的钱就买不回新货来，前一段 时间一青也在卖他的药，实在没什么赚头。想了好久，最后想到现在国民党刚刚发行金元券 ，钞票贬值得厉害，好多人一发工资，就往城里的米亭子银元市场上跑，换成银元保值。再 说银元市场上人多且杂，也好接头。于是一青就去当银元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卖银元 ，回来还拿着银元跟我讲，什么货好卖什么货不好卖。 　　他指着民国三年出的货说：“诗伯，你看，这上面袁世凯的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叫做‘ 三年闭眼’，最值钱。要是没遇上警察来‘围追堵截’，一天下来也要赚上好几个呢。” 　　宁君呢，通过关系，到《国民公报》当了个记者，又拉了些税务员作陪，去拉广告。她 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点子多，每月也能挣上不少的钱。亚彬也下来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事情 做，就去卖小菜。每天也不走远了，就在附近农家买些青菜萝卜之类的，挑到磁器口去卖， 剩下我和梅侠守家。 　　我常常在歌乐山的山顶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后，我沉默多了，脑子里总是搅 着这些年来的许多事情。这是我经历的华蓥山的第三次起义，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这是第 三次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一次的有利条件，都是前两次不可比拟的。可是结果只打了 四十二天，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听一青说，这次失败是全川性的。孟依他们在下川东 率先起事后，即遭敌人重兵“围剿”，不久川东临委的委员彭永梧同志牺牲了，他的夫人江 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内的所有的起义领导人，眼下都成了敌人重赏之下的通 缉要犯。接下来那么红火的大竹后山，听说解放区的歌儿都唱上街了，起义也只打了二十多 天；到后来敌人牵着警犬搜山，把几个主要领导都推出来杀了；冯老二他们被敌人围住之后 ，也是弹尽粮绝，最后老冯掩护大家突围，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敌人的心窝子里搞武装斗争，一直都是隐蔽或者半隐蔽的，而且还 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以收渔翁之利。这次不知道怎么的，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张旗 鼓，结果却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正想着，一青带着两个人上山来了。其中一个浓眉阔嘴的，和竹栖他们当年在江油的时 候就和我认识了，叫黄友凡①；另一个，我不认识，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经一青介绍， 我知道他姓邓，叫邓照明②，是我们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当时在四川不算太暴露，被中央从 延安派回来，起义时他负责大竹后山一工委那边的工作。 　　我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梅侠出来上茶。友凡见了，关 ① 　　②邓照明：曾任中共七大代表，川东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国务院二机部原子能工业局 局长、中科院物理数学部副主任等职，一九九○逝世。 　　黄友凡：阆中人，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党史研究室主任。 　　心地问了一句：“作仪他，有消息吗？” 　　梅侠长叹一声，摸着自己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摇摇头。 　　友凡不问了，看着我说：“诗伯，你瘦了。” 　　我苦笑着给他们倒茶，一边说：“是啊，诗伯不但瘦了，还老了，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 打啊杀啊流血流汗的，也帮不上忙，没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青说：“诗伯，照明他刚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一些情况，我们大家 都听一听。眼下蒋介石虽说是要垮台了，可是看样子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们还有一大截 路要走呢。”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起义失败之后，川东临委的五位领导同志， 死了两个，叛了两个，剩下一个叫肖泽宽①的，也因为敌人的追捕，东躲西藏的，我们和上 面的关系也断了。这时候，我听说就是这位邓照明，站了出来，担起了整个下川东组织的重 任。只凭这点，就值得人敬重。 　　照明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大家，我这次去上海，没能接上组织关系， 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我们也要独立工作。搞对了，当然好；搞得不好，就由我负责，处在这 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总不能……” 　　我说：“照明，你别说了，要怎么做，我们大家商量，当然也要大家负责。” 　　①肖泽宽：解放后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重庆市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长。 　　照明就开始说。他先讲了在上海和南京看到的情况，说现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打得这 么好，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连国民党的最高慕僚张群，也在报上以“闲云野鹤”之身，谈 当前“危疑震撼”的战局和政局。全国胜利也许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早一些。可是我最近 和肖泽宽同志交换了意见，觉得在我们四川，尤其是在我们川东和重庆，在国民党即将崩溃 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局势仍然是敌强我弱，我们要坚持谨慎稳健的方针， 不要轻易暴露我们自己。当前我们还看不准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非常明确 ：要接受过去轻敌冒险的教训，这实在是我们用血换来的。 　　亚彬刚刚回来，听了这些话，忙问：“那么我们的武装斗争呢？还搞不搞了？” 　　照明说：“现在证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目前在我们这里还行不通。要搞，也不能这 样公开打出我们的旗号，还是要以灰色的面目，搞小型的武工队，在乡下秘密活动，打游击 ，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事一青你们要商量一下，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尤其要在退下来的同 志们中间传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联系，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和你们这个家庭支部都 很危险。眼看天就要亮了，我们不能再作无谓的牺牲，尤其不能再损失干部。刘石泉的被捕 ，实在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旁边的友凡听了，长叹了口气。那天就是他和一青、宁君，在那个茶馆里等了石泉整整 三天，只要石泉稍稍一松口，他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一青点点头，转了话题又说：“从山上下来的同志，现在大多数人只是隐蔽，卖冰糕， 当炊事员、帮人挑水，什么下力活都干，有的同志实在是没办法，就靠我去卖银元和宁君去 拉广告来维持生活，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照明说：“看来现在敌人的注意力正在农村，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城市工作越来越重要 。我们原来那种一味派干部下乡的做法，也要改变。能回去的，就回去；不能回去的，总不 能硬往敌人嘴里送吧？城里的工运、学运、统战、调查研究和情报策反等工作，都得要人去 做。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内部也会有分化，我们还是要和过去一样，找空子，打进去 ，只要机会一到，就……”他做了个手势，我们都笑了。 　　他拿出一卷纸来说：“别笑，你们看，我们的《挺进报》又出了。可是这次，只供我们 内部的骨干传达和分析情况，千万不能再去向敌人搞什么‘攻心战’了。我们要不动声色， 麻痹敌人，让他们去认为共产党都被消灭光了吧。” 　　我听了这一席话，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这才是我们从《挺进报》失事到起义失败，许 多教训中最根本的教训。 　　梅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邓大哥，那些叛徒害了我们这么多的人，难道 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算了？听说他们还在重庆城里满街转，带着敌人抓我们的人 呢。” 　　我们大家都不开腔了。从《挺进报》失事开始到现在，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梅侠的 丈夫陈作仪，为了从事家乡的武装斗争，连延安也没去，却被叛徒冉益智出卖，很快就被关 进了渣滓洞。 　　一青想了想说：“报上已经登出来了，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都已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民党特务的上校和中校专员。听说这两个寡廉鲜耻的东西 ，正得意忘形，争着向敌人出卖我们的同志以邀功，还时常带着特务到城里基督教青年会一 带逛呢。现在那些叛徒们，都和特务勾结起来，对我们的威胁也太大了。若是不除掉这两个 坏东西，只怕日后给那些长反骨的人长威风。” 　　照明沉吟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想办法从山上调两个枪法好的同志下来， 伺机除掉他们。” 　　可惜这两只狗后来再也没露面，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实现。 　　照明临走前说：“老大姐，你们这个家庭支部，今后就由友凡和上面联系，也算是家里 多了一个成员吧。” 　　我说：“友凡啊，这下子你就成了我们的领导咯。” 　　友凡一听忙说：“诗伯啊，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现在重庆的同志们，哪个不晓得你们这 四个老大姐。饶国模饶大姐算一个，把自己红岩村的房子都献出来，给我们做了八路军办事 处，全不把蒋介石当回事；还有呢，付淑华付大姐，跟着董必武董老血雨腥风地工作这么多 年，从来都没说过半个不字；还有金永华金大姐，卖掉了她的家产，把那些金条子都拿给我 们干革命了；另外就是你诗伯，陈联诗，陈大姐！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当年华蓥山上的双 枪陈三姐，现在的双枪老太婆！我哪里敢给你当领导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照明走了之后，我们就加紧了行动。一青说，按当初和小杜约好的时间，他早就该回来 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我还是上去看看吧。正说着，小杜回来了，一见面就对一青说 ：“秦鼎恐怕靠不住。他把我们同志们凑来做经费的一船米钱骗到手，一个人在沙坪坝汉渝 路上租了一间房子，还拉了个妓女当临时老婆，成天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怕是要出问题。 ” 　　一青问：“你上去清理组织的情况，他都知道了？” 　　小杜点点头：“许多同志听说我回去了，都跑来和我联络。 　　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多个打过仗的人，加上六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还有一挺轻机枪，组 成了一个小武工队。当时秦鼎也来了，还带了两个人和一挺轻机枪。我原来只听说他虽然是 才改造过来的土匪，但打仗很勇敢，他哥秦耀还和张蜀俊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表现很不 错的，就和他接上了。我们一起商量了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我下来是要找你们，接受下一步 指示，他要是变了，许多事情会很麻烦。” 　　一青看看我，我毅然说：“这个人不能留在我们的组织里，要切断联系。上面凡是他知 道的同志，都要尽量通知到。” 　　可是我们还是迟了一步。秦鼎被我们切断关系之后，没钱了，就跑回合川到处去骗。途 中被敌人逮捕、叛变，咬出我们的八十多位同志。而他的哥哥秦耀，被捕后英勇不屈，解放 前夕牺牲在重庆大坪。 　　不久，我们在歌乐山的住地，搬来了一个国民党的退休师长，除了他那妖艳的太太和一 群到处乱窜的孩子，还带着勤务兵。我们的行动受到威胁，决定搬家，搬到南岸的小石坝。 　　临走之前，我在山顶上站了很久。几天前，刘石泉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找人带出了信 来，我们才知道他果然关在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里。石泉只在纸条上写了简单的几个字： 　　“事情很清楚，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你们好……” 　　中美合作所，就在这歌乐山下。如果从磁器口经杨公桥上山，就会从那片原来是田野的 地方路过。自从四十年代初成为所谓的中美技术合作所并开始关押犯人以来，那一大片地方 就被划成了“禁区”。上歌乐山的路也改了，改成现在由小龙坎经红槽房这边走，不管什么 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走上了老路，就会以“刺探”罪把你抓进去。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青 他们死活不让我去那边，我说哪怕是去看看或者探听一点点消息也好。我也知道，这是国民 党和美国人合办的秘密监狱，比不得当年我坐过的任何一个监狱，光靠我一个人去走走或者 看看，除了徒添些危险之外，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可是那里面，关的不只是石泉，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那个瘦瘦的满身朝气的年轻人 ；有第二次起义时就和我和玉璧在一起的丁鹏武；还有从我们岳池、合川、从我们华蓥山地 区押来的七十多位同志……哦，还有老肖，当年在万县和我一起的那个“保安司令”肖中鼎 。就在石泉带信出来的同时，渣滓洞的同志们还带出了一份密密麻麻的名单来，也附着一张 小纸条，上面写着：“被关在这里面的人，常常被特务们半夜拖出去，用无声手枪杀害后投 入硝镪水中，化掉尸体。他们在这世界上，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我们知道全国很快 就要解放了，可是也知道自己是出不来的，惟一的希望，是让组织上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 即使被杀害，被化掉了尸体，也要留下一个名字……” 　　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妻小，也有兄弟姐妹和朋友，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他们留恋的东西。在渣滓洞、白公馆那样的魔窟里，生命显得比任何时候 都更美丽，也更脆弱，脆弱得随时都可能化作一阵轻风，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当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那个理想已经出现了曙光，而他们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 ，就显得更为残酷。更何况这一切都完全是为了别人，为了许多根本不认识他们，甚至不以 他们为然的人们。 　　自古以来，“水往低处流，人往利边行”，这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可是中国也有另 一句古话，叫做“顺之者为民，逆之者为仙”，能够逆这本性而行的人，中国人叫做圣贤之 人，西方人称之为“殉道者”。他们的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都 产生重大的影响。古今中外，这类人物都被罩上一层光环，受到崇拜。许多年以后，人们也 歌颂我的这些同志，说他们是如何伟大，如何高尚。可是在他们自己心中，高尚的只是全心 全意追求的那个理想。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没有悔恨，只是希望死后能让组织上知道他们 的名字。 　　现在，他们都还活着，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应该和我们一起，走进那曙光之后的黎明， 只是…… 　　唉，当年同志们为了救玉璧，想了多少办法；可是现在，我就在他们身边，却一点办法 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