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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6) 政友会议员在《动荡的满蒙》一书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 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 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 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各种舆论还大肆渲染日本在满洲所作出的牺牲和重大贡献,说什么“日本 耗费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 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 地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煽动日本人民的情绪,除了报刊发表文章,高级官员到处演讲外,“九・ 一八”事变前夕,即9 月7 日,驻京都的第16师团第3 飞行联队,派飞机到日本的 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了10万张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 鼓吹武力侵占东北,并附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地图。 与此同时,在东北日本侨民中组织了“满洲青年联盟”和“全满日本人自主同 盟”。 他们向侨民和国内大量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和《满蒙三题》 宣传材料,公开宣传日本必须把满蒙作为生存权加以保卫,满蒙驻军必须“取消张 学良的政权”,“解除张学良的武装”。 1931年6 月中旬,这些组织在大连召开的“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上,公然 狂叫:“占领满蒙! 我们站起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在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 规模的物资准备。 1930年,日本的军费为44286 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8?4%,是当时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31年军费进一步增至45462 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 日本工业资源十分贫乏,主要依靠进口。 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下降,但军事物资的进口却增加很快。 1928年军需物资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则增至40 %以上。 日本的工业并不发达,但为了发动对华战争,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发展军火工 业以及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 飞机、军舰,战车、火炮等制造业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迅速装备了一支具有现代武器的23万人的常备陆军。 为了发动对华战争,1931年8 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 为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在中国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 本庄上任后,立即视察部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命令关东军“不许有一日偷 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务必要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 有半点失误”。 在进行各种准备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序幕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 突出事例。 mpanel(1); 万宝山在长春市北30公里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此共居。 1931年4 月,朝鲜人李升薰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 多名 朝鲜农民开河挖渠,想与伊通河沟通,引水灌田。 这条渠宽深均3 丈有余,长约20余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势低下的两千多顷 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将会引起水灾,作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将作废。 此事当然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人纵容朝鲜人继续挖渠,并在其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终于使渠挖成。 中国400 多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渠填塞了2 里左右。 日本借此挑动朝鲜人逞凶,日本警察也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 十人。 事发后,日本继续增派武警,扩大事态,并致电朝鲜,挑拨说中国排斥朝鲜人。 于是造成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在朝华侨被惨杀500 多人,伤2000余人,商店被捣毁殆尽,房屋十之有九被烧, 就连国民党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捣毁。 在日本国内,“政友会”利用万宝山事件,攻击执政的民政党政府奉行“软弱 外交”,并立即派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满洲和朝鲜进行调查。 森恪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回到日本后,故意歪曲事实,歇斯底里叫喊:“日本 决不能就此罢休,必须武装占领满洲。” 日本贵族院也利用万宝山事件煽风点火,并决定派“满洲调查团”。 7 月7 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 日本军部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在会上强烈呼吁日本政府“以万宝山事件为楔子,尽快向满洲和朝鲜增兵, 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就连被指责为对华政策软弱的民政党总裁、首相若木规礼次郎态度也非常强硬。 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高喊:“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 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奋然而起。” ――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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