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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 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 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 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 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 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 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 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 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 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 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 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 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 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 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 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 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 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 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 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 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 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 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 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 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 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 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 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 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 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 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 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 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 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 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 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 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 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 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   我多走进杰作一步,我的心灵多经一次洗炼,我的智慧多经一次启迪;在一个 相似而实异的世界旅行,我多长了一番见识。这时唯有愉快。因为另一个人格的伟 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觉增加了一点意义。这时又是感谢。而批评者的痛苦, 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显得深彻。 mpanel(1);   这就是为什么,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每每打不进去,唯唯固非, 否否亦非,碾转其间,大有生死两难之慨。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现 实的沾着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们和我看古人那样一尘不染,一波不兴吗?   对于今人,甚乎对于古人,我的标准阻碍我和他们的认识。用同一尺度观察废 名和巴金,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单自成为 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 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 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于人性。临到批评这两位作家的时节,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 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 了上去。   通常我们滥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义。例如 “态度”,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表示,一种内外一致的必然的作用,一种由精神而影 响到生活,由生活而影响到精神的一贯的活动,形成我们人世彼此最大的扦格。了 解废名,我们必须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 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所谓态度, 不是对事,更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或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我说“全”, 因为作者采取某种态度,不为应付某桩事或某个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 不见摈。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术语,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 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销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诉道:“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 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的叙述或 者一个人物说的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分析、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 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譬如他们要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 实,单抓住一两个人,从这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断定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说他的读者大半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从天真的世故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 得一个人留恋:这里是希望,信仰,热诚,恋爱,寂寞,痛苦,幻灭种种色相可爱 的交织。巴金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 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 才从旧家庭的囚笼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 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工作,不是为自己(实际是为自己),是为一个更高 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还有比拯救全人类更高尚的理想,比牺牲自己更 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讲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 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 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励,安慰,他们没有老年人的经验, 哲学,一种潦倒的自潮;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 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于是巴金来了,巴金 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 《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 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   没有一个作家不钟爱自己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钟爱他的作品。 读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种母爱的一往情深。他会告诉你,他蔑视文 学:“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不曾想知道过。   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 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 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 《将军》序)你不必睬理他这种类似的愤慨。他是有所为而发;他在挖苦那类为艺 术而艺术的苦修士,或者说浅显些,把人生和艺术分开的大学教授。他完全有理― ―直觉的情感的理。但是,如若艺术是社会的反映,如若文学是人生的写照,如若 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则巴金的小说,不管他怎样孩子似地热拗,是要“被列入文 学之林”,成为后人了解今日激变中若干形态的一种史料。巴金翼扩他的作品,纯 粹因为它们象征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耗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费 自己的活力。我的文学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却不能够禁止。社会 现象像一根鞭子在驱使我,要我拿起笔。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 不能甘心,我要挣扎。”(《将军》序)在另一篇序内,他开门见山就道:“我是 一个有了信仰的人。”(《灭亡》序)记住他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们更可 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训(不是道德的,却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视文学而钟 爱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胆量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 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萌芽》序)也正因为这 里完全基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满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整 个化入它们的存在。左拉对茅盾有重大的影响,对巴金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左拉, 受了科学和福楼拜过多的暗示,比较趋重客观的观察,虽说他自己原该成为一个抒 情的诗人(特别是《萌芽》的左拉)。巴金缺乏左拉客观的方法,但是比左拉还要 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又近似乔治・桑。乔治・桑把她女性的泛爱放进她的作品; 她钟爱她创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巴金 同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 正如他所谓:“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 见到过,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灭亡》序) 这种“横贯全书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乐观的乔汉・桑却绝不承 受。悲哀是现实的,属于伊甸园外的人间。乔治・桑仿佛一个富翁,把她的幸福施 舍给她的同类;巴金仿佛一个穷人,要为同类争来等量的幸福。他写一个英雄,实 际要写无数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个对方,其实是要炸死对方代表的全部制度。 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无穷,所以奋斗必须继续。悲哀不是绝望。巴 金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们的眼前,火把燃在他们的 心底,他们从不绝望。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然而到了牺牲自己的时节,他们没有 一个会是弱者。不是弱者,他们却那样易于感动。感动到了极点,他们忘掉自己, 不顾利害,抢先做那视死如归的勇士。这群率真的志士,什么也看到、想到,就是 不为自己设想。但是他们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们得活着,活着完成人类的使命; 他们得爱着,爱着满足本能的冲动。活要有意义;爱要不妨害正义。此外统是多余, 虚伪,世俗。换句话,羁缚。从《雾》到《雨》,从《雨》到《电》,正是由皮而 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作者思想的中心。《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 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   其实悲哀只是热情的另一面,我曾经用了好几次《热情”的字样,如今我们不 妨过细推敲一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热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来,好比急流,除 非源头自己干涸。中国克腊西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情感合而为一。   这不是一桩容易事,这也不是巴金所要的东西。热情使他本能地认识公道,使 他本能地知所爱恶,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他不要驾驭他的热情;聪明绝 顶,他顺其势而导之,或者热情因其性而导之,随你怎样说都成。他真正可以说: “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雨》序)他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 畅。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 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 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 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茅看缺乏巴金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 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达的刺眼;这比巴金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 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拙于措辞,因为他 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 巴金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输,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隐。在他《爱情的三部曲》 里面,《雾》之所以相形见绌,正因为这里需要风景,而作者却轻轻放过。   《雾》的海滨和乡村在期待如画的颜色,但是作者缺乏同情和忍耐。陈真,一 个殉道的志士,暗示作者的主张道:“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 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热情进而做成主要人物的性格。或者爱,或者憎,其间没有妥协的可能。陈真 告诉我们:“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起我就有爱,就有恨了…… 我的恨和我的爱同样深。”(《雾》)抱着这样一颗炙热的心,他们踯躇在十字街 口,四周却是鸦雀无闻的静阒。吴仁民自诉道:“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 (《雨》)唯其热情,所以加倍孤独;唯其孤独,所以加倍热情。听见朋友夸扬别 人,吴仁民不由惨笑上来;“这笑里含着妒忌和孤寂。”把一切外在的成因撇掉,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革命具有这样一个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恨――破 坏――毁灭――建设。这些青年几乎全像“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 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雨》的前五章,用力衬托吴仁民热情的无所栖止, 最后结论是“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没有死。痛苦包围着他们,包围着这个房间, 包围着全世界。“《电》里面一个有力的人物是敏,他要炸死旅长,但是他非常镇 定。作者形容他下了决心道:“这个决心是不可改变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经安 排好了。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这是感情,这是经验,这是环境。它们使他明白: 和平的工作是没有用的,别人不给他们长的时间。别人不给他们机会。”   旅长受了一点微伤。敏却以身殉之。没有人派他行刺;他破坏了全部进行的计 划。但是他们得原谅他:“你想想看,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眼看着许多人死, 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动毁了他。他随时都渴望着牺牲。”   热情不是力量,但是经过心理的步骤,可以变成绝大的动力。最初这只是一团 氤氲,闷在跳荡的心头。吴仁民宝贵他的情感,革命者多半珍惜一己的情感,这最 切身,也最真实。陈真死了(《雨》)第一章陈真的横死,在我们是意外,在作者 是讽喻,实际死者的影响追随全书,始终未曾间歇;我们处处感到他人格的高大。 唯其如此,作者不能不开首就叫汽车和碾死一条狗一样地碾死他:《雨》的主角是 吴仁民,《电》的主角是李佩珠,所以作者把他化成一种空气,做为二者精神的呼 吸),吴仁民疯了一样解答他的悲痛道:“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情感是他们永生的问题,是青春长绿的根苗。热情不是力 量,然而却是一种狂呓,一种不能自制的下意识的要求。吴仁民喝醉了酒,在街上 抓回朋友叫嚣道:“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决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   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的心,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棺材一般冷的 床上,翻来复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像听见地狱里的音乐一样,那是多么难 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的。我要的是活动,是热,就是死也可以。我害怕冷静。 我不要冷静……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到大世界也行。就 是碰到拉客的‘野鸡’我也不怕。至少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 也会给我一点热,给我一点力量。我的血要燃烧了。我的心要融化了。我会不感觉 到自己的存在了。   这赤裸裸的呓语充满了真情。我们如今明白陈真的日记里这样一句话:“如果 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热情不是一种力量,是一把火,烧了 自己,烧了别人。   它有所诛求,无从满足,便淤成痛苦:“我们要宝受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 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电》里的敏,因为痛苦,不惜破坏全盘计划,求一 快于人我俱亡。他从行动寻找解决。但是吴仁民,不仅热情,还多情,还感伤。他 有一个强烈的本能的要求:女人。对于他,热情只有热情医治。   他从爱情寻找解决。我们不妨再听一次吴仁民的呓语:“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 就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但是你来了。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我又有了新 的勇气了……我请求你允许我……我请求你不要离开我……”他以为爱情是不死的, 因为情感永生;他们的爱情是不死的,因为爱情是不死的。他沉溺在爱情的海里。 表面上他有了大改变。他从女子那里得到勇气,又要用这勇气来救她。   “他把拯救一个女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觉得这要比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 还要切实得多。”他没有李佩珠聪明,别瞧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她晓得 爱情只是一阵陶醉。而且甚于陶醉,爱情是幻灭。人生的形象无时不在变动,爱情 无时不在变动。但是这究竟是一副药;吴仁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性格;周如水 (《雾》的主角)敌不住病,也敌不住药;吴仁民没有自误,也没有自杀,他终于 成熟了,他从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电》。   来在《电》的同志中间,吴仁民几乎成为一个长者。他已经走出学徒的时期。 他从传统秉承的气质渐渐返回淳朴的境地。从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 个完人,一个英雄。作者绝不因为厚爱而有所文饰。他不像周如水那样完全没有出 息,也不像陈真那样完全超凡入圣:他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换句话,一个人 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有时我问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这样一个中心 人物。   我怕是的。这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小说家的悲剧。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 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 化,群众化,平均化。   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 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 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 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   而且,我敢说,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不 是我有意俏皮,读者的眼睛实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笔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 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 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 即令雪莱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 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 出他一向的疑问道:“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 慰他而且解释道:“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 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 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 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 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 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 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 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遥“我不怕……我有信 仰。”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不谋而合吗? 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   双十节转录天津《大公报》文艺栏)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刘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称你做朋友,你应当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疏远的称 呼。除了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许还读过我的散文或杂文,你也许还认识 我的一两个朋友,从这里你应该明白“朋友”两个字在人的生活里的意义。我说过 我有许多慷慨的朋友,我说过我就靠朋友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 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 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这二者我就一无所有。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 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靠了这二者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 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情的 三部曲》的总序,在这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序),我第 一次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我说明我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我说明我怎样写成它 们;我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你如果读到那篇文章,你可 以多少了解我一点,你也会知道对于你的批评我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但是那 篇文章到现在还不曾排印出来,所以我不得不先给你写这封信。这一年来我说过要 沉默,别人也说我沉默了。   但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一天的 生命。倘使我不愿意闭上眼睛等候灭亡的到临,我就得张开嘴大声说出我所要说的 话,我甚至反复地说着那些话。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拿着一管“万年笔”在纸上写字,事实上我却是一边 写一边念的。这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家”据那位朋友自己说, “为了那灰暗的颜色,一个友人说过住不到两月就会发疯,另一个则说只要三天就 可以成为狂人。”朋友的话也许可靠。现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厨子看守 这南北两面的七间屋子。厨子在门房里静悄悄地睡了。南房在黑暗中关住了它的秘 密。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北屋里,周围是灰暗的颜色。在铺了席子的书桌上,一只 旧表一秒钟一秒钟单调地响着。火炉里燃过的煤的余烬穿过炉桥的缝隙无力地落了 下来。在一排四间屋子里就只有这一点声音。正如我在《雨》里面所说,一切都死 了:爱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欢乐都死了。这时候我也想闭着眼睛在床上躺下来。 然而我不能够。我并不曾死。甚至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我不 能够忍受这沉寂。我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但是我自己还能够说话。所以纵然只有 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大声念出我所写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整个存在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做一个在暗夜里叫 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剧就全在这里了。   我说到悲剧,你也许不会相信,作为批评家的你不是说过“幸福的巴金”吗? 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但正如你所说,我是企图“为同类争来 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来给我自己。在这一点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为同类争 取幸福的人自己决不会得到幸福。帮助美国独立的托马士・陪因说过:“不自由的 地方是我的国土,”这比较说“: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国土”的弗兰克林更了解自 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说里充满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 以巴金是幸福的。朋友,你就这样地相信。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间究竟有一个距离。 基督教的处女在古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 她们对于就要到来的灭亡,并没有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 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 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 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 就是犯罪。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激情,而革命者则宝爱它。所 以在革命者中间我们很少看见过幸福的人。殉道者的遗书也常常带着悲痛的调子。 他们并不后悔,但是他们却对父母说:“请原谅我”;对同志说:“将来有一天我 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望你们记着我。”   从这里看来,我应该说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 恨――破坏――毁灭――建设,是错误的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不会感觉到寂寞 的。他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恨。当一个年轻人的胸膛里充满着爱的时候,那热情 会使他有勇气贡献一切。倘使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解释,这就是生命在身体内 满溢了,必须拿它来放散。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 过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应该拿它们来为别人消耗。我自己也有过一点 点经验: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身的一瞬间”。那个时候我并不 觉得孤独,也并没有忿恨。   我有的只是一个思想:把我的多余的精力用来为同类争取幸福。   破坏和建设并不是可分离的东西。在这中间更不应该加上一个“毁灭”。在 《雨》里面吴仁民相信着巴枯宁的话:“破坏的激情就是建设的激情。”但这句话 的意义是比吴仁民所理解的更深。我要说这两个名词简直是一个意义,单独用起来 都不完全。热情里就含着这两样东西。而且当热情充满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的时候, 他的建设(或者说创造)的欲求更强过破坏的欲求。   但热情并不能够完成一切。倘使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导它,辅助它,那么它就会 像火花一般零碎地爆发出来而落在湿地上灭了,热情常常这样地把人毁掉。我不知 写过若干封信劝告朋友,说:热情固然可贵,但是一味地放任热情让它随时随地零 碎地消耗,结果只有毁掉自己。这样的热情也许像一座火山,爆发以后剩下来的就 只有死。它毁了别的东西,也毁了自己。   于是信仰来了。信仰并不拘束热情,反而加强它,但更重要的是:信仰还指导 它。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由《雾》 而》《雨》,由《雨》而《电》,信仰带着热情舒畅地流入大海。海景在《电》里 面出现。《电》是结论,所以《电》和《雨》和《雾》都不同,就如海洋与溪流相 异。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跟着一道溪流缓缓地流入江河。但是站在无涯的海洋前面你 就只能够看见掀天的白浪。你能说你的眼睛跟得上海水吗?   进了《电》里面,朋友,连你的眼睛也花了。你就说《电》紊乱,这是不公平 的。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 起头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张皇失措。你的冷静和客观都失了效 用。你准备赤手空拳迎上去,但是你的拳头会打到空处。你不会看清楚这个古怪的 人,因为这样的人从前就没有过。《电》迷了你的眼睛。因为福楼拜,左拉,乔治 ・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朋友,这句话会给你抓装错儿”了。但是请慢点,我的 话里并不含有骄傲的成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他们在那个时候连 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死了,你可以把他们的尸首搬来搬去,随意地解剖。但是对于 像我这样的一个活人,你就得另想办法。你以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举脚就溜了几 千里,你连我跑到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你“俏皮地”说读者的眼睛追不上我的笔, 然而你忘记了你的眼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眼睛跑,把你的眼睛 也弄得疲倦了。所以你发出了怨言:紊乱。   你以为我“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文章 还要把别人也带进生活里去。你进到生活里,你太陌生,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紊 乱。因为实际生活并不像小说里安排得那样地好。你既然承认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 你要得跟着我去“生活”,你不应该只做一个旁观者。   你在书斋里读了《电》,你好像在电影上看见印地安人举行祭仪,跟你的确隔 得太远,太远了。而且你责备《电》紊乱,你想不到那部小说怎样地被人宰割了几 次,你所看见的已经是残废的肢体了。   然而甚至这个残废的肢体也可以告诉人《电》是《爱情的三部曲》的顶点,到 了《电》里面,热情才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 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 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们要作这个旅行,我们就不能不拉住两个人做同伴: 吴仁民和李佩珠。只有这两个人是经历了那三个时期而存在的。而且他们还要继续 地活下去。   在《雾》里面李佩珠没有露过脸,但是人提起她,就说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的女性”;在《雨》里面她开始感到生活力过多准备拿它来为别人放散。她不仅知 道爱情只是一时陶醉,从事业上才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慰,她还想到F地去做实际的 工作。于是幕一开,两年半以后的李佩珠便以一个使人不能相信的新的姿态走出来, 使得吴仁民也吃惊了。她不仅得到F地的青年朋友的爱护,连吴仁民也热烈地爱着 她。   她虽然幼稚,但是她幼稚得可爱。看起来她是一个平凡的人。   也许有人会像你那样把她当作领袖(你“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幸亏 你用了“几乎”二字,否则你不觉得肉麻吗?),但是我把《电》的原稿翻来复去 地细看几次,我把李佩珠当作活的朋友看待,好像我就在她的身边跟着她跑来跑去, 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子。然而我相信她如果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手势 叫我去为理想交出生命,我也会欢喜得如同去赴盛筵。似乎曾经有人用过和这类似 的话批评苏非亚・别罗夫斯卡雅。可见真正的伟大和平凡就只隔了一步。你虽然聪 明绝顶,但是遇到这样的女子,你要用你的尺度去衡量她的感情,你就会碰壁。事 实上你那所谓情绪的连锁已经被她完全打碎了。   《雾》中的吴仁民正陷溺在个人的哀愁里,我用了“哀愁”这个字眼,因为他 的痛苦是缓慢的,零碎的,个人的。那时候的吴仁民平凡得叫人就不觉得他存在。 然而打击来了。死终于带走了他那个病弱的妻子。那个消磨他的热情的东西―― “爱”去了。热情重新聚拢来(记住他是一个强健的男子)。他的心境失去了平衡。 朋友们不能够了解他,他又缺乏一个坚强的信仰来指导他(自然他有信仰,但是不 够坚强)。   他时时追求,处处碰壁。他要活动,要温暖,然而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却只有死, 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寂寞。寂寞不能消灭热情,反而像一阵风煽旺了火。于是热情在 身体内堆积起来,成了一座火山。倘使火山一旦爆发,这个人就会完全毁灭。恰恰 在这时候意外地来了爱情。一个女人的影子从黑暗里出现了。女性的温柔蚕蚀了他 的热情。在温暖的怀抱中火山慢慢地熄灭了。这似乎还不够。必须再让另一个女人 从记忆的坟墓中活起来,使他在两个女性的包围里演一幕恋爱的悲喜剧,然后两个 女人都悲痛地离开了他。等他醒过来时,火已经熄灭,就只剩下一点余烬。这时候 他又经历了一个危机。他站在灭亡的边沿上,一举脚就会落进无底的深渊去。然而 幸运地来了那个拯救一切的信仰。那个老朋友回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到吴仁民怎样 抱着他的老朋友流下感激的眼泪。这样的眼泪并不是一天可以流尽的,等到眼泪流 尽时吴仁民就成了一个新人。不,我应该说他有些“老”了。因为“老”他才能 “持重”,才能“淳朴”。他从前也曾经想过在一天里面把整个社会改换了面目, 但来到《电》的同志中间他却对人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天的事情。”他甚至 以为“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够忍耐地、沉默地工作的人。”他和李佩珠不同,他是另 外一种典型。李佩珠比他年轻,知道的并不见得就比他少。   然而她却像一个简单的小女孩。你远看,她和贤(那个暴牙齿的孩子)仿佛是 一对,可是实际上她却“挽住仁民的膀子,慢慢地往前面走了。”她和吴仁民狂吻 了以后,会抿着嘴笑起来说:“今天晚上我们真正疯了。倘使他们看见我们刚才的 情形,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话。”这是很自然的。奇怪的是吴仁民的回答。他平静 地说:“这个环境很容易使人疯狂,但是你记住:对于我们,也许明天一切都不会 存在了。”他没有恐怖,就像在转述别人的话一样。   这两种性格,两种典型,差得很远,匆匆地一看,似乎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共 同点。然而两个人手挽手地站在一起,我们却又觉得这是最自然、最理想的结合。 我们跟在这两个人后面,从《雾》到《雨》,从《雨》到《电》,的确走了很长的 路程,一路上我们看见了不少的事物,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然而最重要的却是 这一对男女的发展。所以《爱情的三部曲》的答案并不是一番理论,或者一个警句, 或者任何与爱情有关的话。它的答案是两个性格的发展:吴仁民和李佩珠。爱情在 这两个人心上开过花,但是它始终占着不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两个人,更重要 的是信仰。信仰包含了热情,这样的信仰就能够完成一切。这个三部曲所写的只是 性格,而不是爱情。所以《爱情的三部曲》的答案还是和爱情无关。《电》从各方 面看来都不像一本爱情小说。朋友,在这一点你上了我的当了。据说屠格涅夫用爱 情骗过了俄国检查官的眼睛,因此他的六本类似连续的长篇至今还被某一些人误看 作爱情小说。我也许受了他的影响,也许受了别人的影响,我也试来从爱情这个关 系上观察一个人的性格,然后来表现这样的性格。在观察上我常常成功。我观察一 些朋友,听他们说一番漂亮的话,看他们写一篇冠冕堂皇的文章,这没有用。只有 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尤其在男女关系上,他们的性格才常常无意地完全显露了出 来。我试把从这方面观察得来的东西写入小说,我完成了《雾》。《雾》比《雨》、 比《电》都简单。它主要地在表现一个性格。我写了周如水。在这一点上我不承认 失败。你说“窳陋”,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滑到别处去了。你说我“不长于描写”, 我承认。但是你进一步说:“《雾》的海滨和乡村期待着如画的景色,”我就要埋 怨你近视了。你抓住了一点枝节,而放过了主题。我并不是在写牧歌。我是在表现 一个性格,而这个性格并不需要如画的背景。你从头到尾只看见爱情,你却不明白 我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在《雨》,在《电》也都是如此。你“从《雾》到 《雨》,从《雨》到《电》,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我的“思想的 中心”,你抓住两件东西:热情和爱情。   但是刚刚抓到手你就不知道怎样处置它们,你就有些张皇失措了。当你说: “《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那时候你 似乎逼近了我的“思想的中心”。但是一转眼你就滑了过去(好流畅的文笔。真是 一泻千里,叫人追不上。)。再一望,你已经流到千里以外了。我读你的文章,我 读一段我赞美一段,到最后我读到“幸福的巴金”时,我已经不知道跟着你跑了多 远的路程了。一路上我就只看见热情和爱情,那两件“不死的”东西。你以为热情 使我“本能地认识公道,本能地知所爱恶,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你“以为 爱情不死”,“情感永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要点,因为我跑了这么远的路, 根本就抓不住你的要点。你一路上指点给我看东一件西一件,尽是些五光十色的东 西。但是你连让我仔细看一眼的工夫也不给。你说我行文迅速,但是你行文的迅速, 连我也赶不上。我佩服你的本领,然而我不能承认你的论据。我不相信热情是生来 就具有的,我更不相信热情可以使人本能地认识公道。你似乎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 东西,那就是我的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是它使我“认识公道”,使我 “知所爱恶”,使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我要提出信仰来,但是这两个字用在 这里还嫌含糊。我并不是“不要驾驭热情”,相反的,我却无时不在和热情激斗, 结果常常是我失败。但是我也有胜利的时候。至于爱情,那绝不是不死的东西。在 《电》里面就没有不死的东西,只除了信仰。李佩珠甚至在吴仁民的怀里也说:也 许明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她还说:“过一会我们就会离开了。”她 甚至梦呓似地问:“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她“没有留恋”。可是她却能够勇敢 地说:“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决不会动遥”永生的 并不是爱情,而是信仰。从《雾》到《雨》,从《雨》到《电》,一路上就只有这 一件东西,别的都是点缀。由下种而发芽,而开花,一步一步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了信仰的全部力量。我自己也可以像李佩珠那样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朋友,写到这里我的这封信似乎应该收场了。但是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东西。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死”。是的,在《爱情的三部曲》里我还写了“死”。   你很注意《电》里面的敏。你几次提到他,你想解释他的行动,但是你不能够。 因为你抓不到那个要点。你现在且跟着我来检阅他:“死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已经 看见过好几次了。”这是他在热闹的集会中说的话。   “我问你,你有时也想到死上面去吗?你觉得死的面目是什么样的?”他临死 的前夕这样问他的女友慧道。   慧只看见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敏却恳切地说:有时候我觉得生和死就只隔 了一步,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步也难跨过。”   这几段简单的话,看起来似乎并不费力,然而我写它们时,我是费尽了心血的。 这个你不会了解。你的福楼拜,左拉,乔治・桑不会告诉你这个。我自己知道,我 必须有了十年的经验,十年的挣扎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短短的几句话。我自己就常常 去试探死的门,我也曾像敏那样“仿佛看见在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门”,我也觉 得“应该踏进里面去,可是还不能够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的心也为这 个痛苦。我能够了解敏的心情。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也就是每一个生在这个过 渡时代中的青年的痛苦。然而我和他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而且处在不同的两个 环境里面。我可以昂然地说:“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 我们的骄傲。”但是我绝不会“因为痛苦便不惜……求一快于人我俱亡。”所以我 的英雄并不会拿对方的一个人来代表整个制度。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 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意义。于是你的矛盾 又来了,因为你以为“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   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么“人力有限”,而且毁灭之后也就更无所谓“悲 哀”;在《电》的青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们绝不至于“求 一快于人我俱亡”。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被人误解。其实我自己是完全反对恐怖主义的(虽然我对那 些所谓恐怖主义的革命者的传记很感兴趣)。在我的一册早已绝版的书上便有一篇 和一个广东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某一些批评家将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混为一 谈,又认定我赞成恐怖主义,因此就把我的作品盖上了“虚无主义”的烙樱其实敏 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一步就跨过生和死中间的距离。杜大心牺牲自己只是因为 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的心境的和平。这都是带了病态 的想法。知道这个的似乎就只有我。我知道死:死毁坏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你以前读到《雨》的序言,你会奇怪为什么那个朋友要提到“可怕的黑影”, 现在你也许可以了解了。在《雾》里面“死”没有来,但是在陈真的身上现了那个 黑影。进了《雨》里面,那个黑影威压地笼罩着全书。死带走了陈真和周如水,另 外还带走一个郑玉雯。到了《电》,死像火花一般地四处放射,然而那个黑影却渐 渐地散了。在《电》里面我像一个将军在提兵调将,把那些朋友都送到永恒里去, 我不能够没有悲痛,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写死,因为我自己就不断地跟死 在挣扎。我从《雾》跋涉到《雨》,再跋涉到《电》。   到了《电》,我才全胜地把死征服了。有人想用科学来征服死(如龚多塞), 有人想用爱(如屠格涅夫和别的许多人);我就用信仰。在《电》里面我的确可以 这样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有信仰,不错。所以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 一个有了信仰的人。”   然而幸福,那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说过:“痛苦就是我的力量,痛苦就 是我的骄傲。”我追求的是痛苦。这个时候,你又会抓住我的“错儿”了。我先前 不是说过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是幸福吗?但是朋友,你且忍耐一下。我求幸福,那 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我有信仰,但是信仰只给我勇气和力量。 信仰不会给我带来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你既然提出了幸福的问题,我们就不应该放过它。我把你 的文章反复地诵读,想找出一个答案。   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   我读着,我反复地读着。我渐渐地忘了我自己。于是你的面影就在我的眼前出 现了。我仿佛看见你那指手划脚、眉飞色舞的姿态,你好像在对一群敬爱你的年轻 的学生演说。   不。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 路上你得意地左右顾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车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那样的驾驶 的本领。你很快地就达到了目的地。现在你坐在豪华的客厅里沙发上,对着几位好 友在叙述你的见闻了。你居然谈了一个整夜。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而且使得你的几 位好友都忘记了睡眠。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利。但是我却疑惑你坐在那样的汽 车里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朋友,这显然应该是你。你这匆忙的人生的过客,你永远 是一个旁观者。你走过宽广的马路,你就看不见马路旁边小屋里的情形。你不要信 仰,你不会有痛苦。你不是战士,又不是隐者。你永远开起你的流线型的汽车,凭 着你那头等的驾驶本领,在宽广的人生的路上“兜风”。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见 了你所要看见的一切,看不见你所不要看见的一切。朋友,只有你才是幸福的人。 那么让我来祝福你:幸福的刘西渭。                         巴金                      1935年11月22日 大唐中文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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