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到台州 徐懋庸 会在台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是一个在台州开始下雪的日 子，北风很紧，我为借一本书，跑到一个中学校的图书馆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 里面。他的走到台州，是受了新从法国回来的老友朱洗君的劝诱的。朱君经过上海 时，对他夸张台州的天气怎样温和，山水怎样秀丽，引他到了台州。谁知天不做美， 欢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说谎。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几个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欢谈话，人 们问他，是必诚恳地答复的，却从不自己引起话机。为没有很多的话可问，“废然 而返”的青年，也颇不少。有一天，因朱君的介绍，一个中学校的校董，特地设了 席，“请巴金先生谈谈”，这是台州的大绅士，曾经自称为“无……主义”者，深 通世故人情，主张凡事“老例莫改，新例莫增”的，他同“巴金先生”在那天“谈 谈”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巴金先生，不知怎的终于没有问成。想象起来，该是一个 很有兴味的Soène罢？ 就在那个中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同巴金先生谈了许多话。我们谈到Esperanto 运动，谈到他最近的长篇《新生》，批评穆时英，提起韩侍　。我说中国的批评界 实在太糟，他说中国根本无所谓批评，但有两个人很有希望，就是苏汶和韩侍　， 因而又谈到“自由人”运动和左翼文坛。我问他在上海所观察到的文坛的趋势，凶 说这倒不容易看出，因为现在的文坛实在太混沌。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 品。 “你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么？”先是这 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过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到他的尖锐的眼光以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地在侦 察我。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 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 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 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我是有 一种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着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写出几句标语 来。”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 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 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 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 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我先前往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 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所表现的悲哀，对 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 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这方面，实很需要作家的 注意。对于封建势力之下的旧农村的描写，鲁迅曾尽了最善的努力。近来，茅盾、 蓬子等作家，则努力于最近的恐慌之下的农村的描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件 事，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的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 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 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但是，我还要追下去：“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然。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只是 都会生活者的读物，在农村中很少流行，就是因为题材之故。鲁迅的作品不能说没 有艺术价值，而且也不见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实际上获得最多的读者。假使有两 部在艺术意味上是同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以农村的题材的题材的一部，更易获得 读者，因为中国的读者，存在于农村中的比都会中的为多。” 而巴金先生的答复仍旧是：“这是比较好，然而并非必要”两句话。 有一天，他到我的寓所去看我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的草稿。我 征求他的批评。他给我一个很使我感奋的答复，后来，他看到我在这译稿上的笔名， 若有所思地问我：“你是译过一篇高尔基的小说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