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开的老书局 郭汾阳　丁东 从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营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迫于形势 收摊，实际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先当文化生活 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经理，解放以后，又野心勃勃，联合了他的两个弟弟，搞了一 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贩卖精神鸦片烟，大肆兜售西欧十八、 九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资产阶 级文艺评论家的著作，广为招徕生意，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新文化，同党的出版事业 争夺阵地。 以上这段奇文，引自巴金专案小组整理的材料《巴金是反动的文化资本家》 （载上海作协《文学风雷》1967年第2 期）。在“文革”那个语境中，“商”就是 资本家，出版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以及赫、车之类的作品就等于“抵制”与“争夺”。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还是那本《文学风雷》，讥讽解放后唯一始终没有向国家领过 薪金的巴金，又嘲笑巴金夫人萧珊给《上海文学》当义务编辑也不拿薪金，是“无 政府主义实践”！不知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可以收集、整理、辑印《文学风雷》 之类的“文革”《文选》，让后人开开眼界。 闲话少说，转回来说说巴金的“兼营出版社”。作家通向老书局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巴金为什么要干出版？“开明”的叶圣陶看到巴金的书稿，以为可以发表， 就安排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 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致〈十月〉》）。 于是巴金也当编辑搞出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积 累的事情”（《随想录》）。这就有《文学风雷》提到的两家老书局―――文化生 活出版社（“文生社”）和“平明”。 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创办于上海的小书店，以在 日本的巴金的名义编《文化生活丛刊》，后来巴金返国加入，给当时以牟利为风尚 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文生社”同人又出《文学丛刊》，它宣告：“我们不谈 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 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这便是“文生社”的作派。巴金回忆说：“文生 社”，“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 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同上）。这就是年 仅34岁的陆蠡。在被租界转送日本宪兵队后，日本人向他宣传大东亚的政策，诚实 的陆蠡回答说这绝不会成功，他对难友说：“我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 违背良心的话。”（吴朗西《记文生社的人和事》）因而遇难。 “文生社”就是这样一批君子，比如巴金，“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 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他不取一文薪金），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 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巴金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随想 录》）“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这是巴金的口头禅。 “文生社”是巴金的“亲子”，在抗战硝烟中，他又先后开设了广州、桂林等 地的分社，不幸日本飞机炸毁了广州分社。以后巴金还委托黎烈文寻找开办台北分 社的房子。后来巴金专案小组发现了黎的回信，如获至宝：“巴金原来是准备跟着 蒋介石一起逃往台湾的。” 1949年12月，巴金又开办了专门从事于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尤以苏联与 旧俄时代的著作为主的平明出版社，巴金任董事长兼总编辑。有人说，如果巴金不 涉足出版，他的《文集》就可能要多达四五十卷了。 以巴金的声誉和作风，“平明”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翻译家。卞之琳不惜和领导 闹翻，也要把稿子抽回交给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焦菊隐则表示“十分愿意尽微 薄之力帮‘平明’，以后有稿子当尽先选好的送‘平明’”。焦菊隐有一封信为巴 金出谋划策：“新华”的发行网大，‘平明’将会受点影响，但，他们的译本不太 好，也就无关了……这得等批评家和读者来决定了。“这在后来竟成为批评巴金” 明火执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的口实。 终于，“公私合营”的大潮涌来，“平明”消失了，作为出版家的巴金也没有 了。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