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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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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

那时中央研究院奉命一起集中在南京,因为北伐成功后政府南迁(并且日本人在热河也有战事时时发生),所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随政府迁移。但是南京一时没有这么多的房子,所以各机关有暂用旧督署及各衙门的或租民房暂用,而中央研究院本有一部分向来在上海,所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暂迁上海梵王渡小万柳堂,等南京新址落成时再往南京迁移。所内人员的家眷自然也随着南下,临时在上海各处租房暂住。史语所在上海时孟真多数时间仍在北平(那时改北京叫北平了),所务多数李济之代理,所以我们在回国前就托他们找住房子。他们找了信义村的房子,是一种新盖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式样,他们多数人则住在花园村半洋式的房子。这次我们路过日本时上岸去玩了一天,到东京去拜望中国公使蒋作宾。他的夫人是我小时同学,也是张默君女士的妹妹。他们留我们吃了午饭,我们只稍微看了一下东京就回船了。

我们回中国船到码头时,第一看见唐擘黄太太带着我们老四小中和奶妈等在那儿接我们。小中看见我们都不认识了,我觉得非常伤心不应该给她留下来。老二新那说不要紧,你看我一天就可以给她弄到同我们在一道回家住了,真是不知道她用什么法子半天就熟了,和他们一同玩的好的很。我们搬到租的房子里去一下发现了一个怪事。是两楼两底的房子,可是买的床二层楼上都搬不上去,因为楼梯太窄,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我说另找房子吧,济之说我替你们找的不能不住。我回他你们自己的房子自然也是你找的了,那我们就对换好了,他只得笑笑作罢。(我们向来有几个人见面必争的,就是丁在君、傅孟真和李济之,不过和济之争的还少点。)

我们只得另找房子,在忆定盘路住定下来以后,第一样事是找了我的五妹到上海来关照小孩们,我和元任还须到北平去一趟,因为元任须对清华交差呢,并且搬运我们家具南下。十一月二十五动身,二十六到北平。我们到的一天是梅月涵夫妇、胡适之、任叔永四个人来接的。在车站商量住哪一家,月涵说应该住清华,元任说城里事还多,并且清华校长有事,你容易进城。适之说我太太预备好了,住我们家。叔永也说他太太也预备好了,住他们家,并且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并且中基会也有汽车,到何处去都便当。适之向来怕任太太的(大名鼎鼎的陈衡哲女士),一听就说那我不敢抢了,我也有一个老爷汽车可以接送你们,就请你们大家天天到我家来吃饭好了。如此定下来就先到任家,我陪老梅坐一车,适之叔永和元任坐一车。适之老爷车跟在后面慢慢走,一直到任家。陈衡哲高兴得很,带我们看给我们预备的住房在前院,便当得很。大家坐下来吃饭,胡太太电话来了。说为何还不回来,我们等着呢,还有别人也在这儿等着呢。适之接电话说,该打,我忘了打个电话回家就一直来了,接完电话回到桌上说我回家一定要挨太太打屁股了(适之向来喜欢造空气说他怕太太的)。我就说我们饭后一同去讨情去,免得你挨打,并且我们暂不住你家也应该去一趟。因此大家匆匆吃了饭就一阵到了胡家。大家说定了每家住几天,清华也得去住两三天。我们住的和打扰人家还在其次,可是朋友们定了一个单子东家请吃饭,西家邀吃饭,自然都是这一班人来配享的不停了,自然自己也用不着花钱来吃饭了。清华也有些人进城一同吃饭或坐谈的。有一天梁思成请,他的太太林徽因拿出徐志摩两年前动身到南边去的前夕忽然写了一张条幅给他们,文字上有像飞机撞山的形状(可惜我没有他的那首诗,以后曾登在他文集里“想飞”篇内),大家都叹惜得不得了。我想到他临走那天晚上拖着一双拖鞋走出来说,赵大嫂你不大打牌,今天非要你陪着打四圈到我动身止(半夜动身是坐顾维钧的专机到上海),元任也说他要我做的海韵曲我还没弹过给他听过呢。林徽因就说弹给我听也一样,我就笑了说自然一样了,那本是你们的故事写的。蒋廷黻就说赵太太不要说穿了好,林徽因说不要紧。那一晚真是尽欢而散。我们一共在北平呆了十七天,任家住了四天,胡家住了九天,清华梅家住了四天,所有的朋友都请了,吃了一大转,连馅儿饼周那里月涵都请我们去吃过了。没想到那一次北平一去就一直到现在三十三年没有再去了,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再到那里,并且我生父母和过继父母的坟墓都在清华园旁边呢。日子真快,十七天一大些朋友们差不多每天聚会就觉得更快,真舍不得匆匆就回到上海。在上海只住了九个月又须往南京迁移。所址是在考试院旁,北极阁下面(北极阁是南京的古迹),除气象台研究所外其余新盖的房子多数是宫殿式的。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层,特别讲究,隔音的地毯都是从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厚地毯,所有各种仪器也都是由外国定购的。这些上并不是元任特别地要求,全是孟真预备的(所以因此也特别招人妒忌)。因孟真想这些以后都是大家终身的事业了,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安心一意地发展他们专行了,所以各人员们对自己的家庭也都打永久的计划。我因为生长在南京而老家里的人还很多在那儿,金陵刻经处也还蒸蒸日上,所以我比别人更觉兴奋多了。有人到新住宅区去买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为大家都想要盖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够,因为多数已给教育部,考试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早买了。我们从萧友梅手上分了两亩,因为他们的音乐院规定在上海他不须要有那么大一块地在南京,所以卖了三分之二给我们,地名蓝家庄,我家是二十四号。蒋梦麟等人也买了些地也在路对面。那时南京真是一时之盛。我们回南京临时就给我家(金陵刻经处)内的那两间凶屋修理起来暂住(在我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一书中提过那两间屋内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没人敢住了),我给房顶整个修理,加了水道装了澡盆和抽水马桶,住了九个多月平安无事。只大女忽发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家中哥嫂们急死了,要我们搬出去,说因为这屋子不利的缘故,我极端反对说,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学校传染来的,与房子有何关系?(小孩由学校传染各种病症,不要说中国,连美国现在还是如此呢。)请王素宇医生来打了血清针几天就好了。但打针时王医生问我他当日得肺炎的时候打的是马血清还是牛血清?我说忘了,因为打过那一种以后不能再打重复同样的。那么王医生无法只得打了马血清再说,并嘱我守着看三小时内有无变化和反应起来,他再来想办法。但是我对看着病人几小时干着急有何用处呢?书又看不下去,叫别人来看着又不放心,我就给早买好了的几斤螃蟹煮熟了来剥肉子。家里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等一下王大夫又来了一看见对我蹬脚说,连我都等不到三小时就来再看一下,赵太太!你哪来的闲心剥螃蟹?我说不找事安心下来对看着,我干急而对病人有何用处呢?这是一种安慰人的心理作用。以后在南京他们传出去说赵太太用剥螃蟹当心理的疗法,那是以错传错了。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干急是无用的,必须找一样不关紧要的事来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后可以想其他对付的方法,乱急没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紧急事的时候,总用一个不相干的事来打岔给精神松缓一点。

说到盖房子的事,我们不应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和李方桂两家从上海买了两个洗澡盆和两个抽水马桶,就是不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把买来的东西交给所里,和所里的东西一同运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说我们连盖房子的东西都由公家运送。以后在南京撤退到后方去的时候也以此籍口连元任的重要文件都不让带,并声明不带私人的东西,可是有权者连洗衣板子都带全了,天知道。在南京住定下来后各家就忙了盖房子,有在蓝家庄的,有在新住宅区山西路的,纷纷地动手。但是盖房子第一是要钱。我们这些穷读书匠很少人有现钱在手上的。听说上海新华和金城等银行在南京大投资开了分行,可是我们不认识行里的任何人怎么去接头呢?新华南京的分行经理徐振东指示上海总行的总经理王某(清华学生)和元任认识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头,在南京分行拨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王还请吃饭,没料到同桌上遇到一个元任中学同学的瞿季刚先生(瞿现在还住在美京呢)。他是国华银行的总经理,他听见元任要借钱盖房子,他们也愿借。元任觉得已经和新华接过头了还是归南京分行办便当一点。徐振东以后都是和我接头的,说赵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现在的加州柏克莱的美国银行经理对我也是一样的)。我就找了一个包工的,自己画好一部分蓝图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银行把图给徐一看,一点问题没有,就借了二万,每月还三百元,签字时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签了字。徐说了笑,你知不知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长们一样,这也是使人不愤气的之一,但是这是蔡孑民先生亲自批的,并且蔡先生每到南京来,夫妇两人总亲到我们家来拜望一次,这位续弦的蔡太太是周子竞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尔同班之一,所以并不是孟真私心。)等我们房子一动手而好多人都纷纷到新华去借钱买地盖房子了。有的是我担保,有的就由我介绍而去的,因此新华银行好像我的银行似的。凡是我担保的徐一点不问就签合同,这样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动念头了。她是我一个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继人,除庵房以外还有些空地想盖一所房子,可以收房租以维持庵中开支。因为此庵向不用化缘,当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贴开支,现表妹此举当然我赞成。这个房子盖好了李济之家就租了去住。庵后还有一块地,二姑母死后,邻居欺表妹年轻,给地占了去。我又找了一个表亲的律师给弄清楚了。律师费和庵中还有点欠帐我就和六弟两人照时价给买了。我们盖了两所房子。但是这所房子盖好只八个月,日本人就占领了南京。可是这个房子现在听说还在,表妹给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钱一定不够付税的,也许被没收了,现在已久无消息。

中山陵也开放给公务人员领买,我们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领买了两块,每块三亩,地段在汪精卫的地对面。月涵凡来南京办公时,我们总一道到那儿去砍树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来盖点房子叫梅村,我们的打算叫杏花村。有一年冬天梅花正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梅树底下照了一张照,以为纪念,因其中好几位已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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