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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侠小说创作论 陈贤茂 一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扎根的一代,例如新马的中 青年作家。他们多数是移民的第二、三代,已完全排除了侨民意识,以新国家主人 翁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第二类是第一代移民作家,例如欧美的华文作家,大多数 都是五、六十年代才从台湾移居海外的。他们虽然早已取得外国国籍,但在他们的 心中,在他们的笔下,仍然保留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写海外华人,但他们的读 者对象却是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瑞士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 属于第二类作家。 她的作品既不同于于梨华的 “留学生文学”,也不同于白先勇的“无根一代”的浪子悲歌。强烈的认同感和对 故国家园的根深蒂固的怀恋,使她作品中的中国意识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深挚。 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战乱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培养了她的忧患意识;近代中国的积 弱、贫穷和落后,更使她感受到了时代加在她身上的责任。因此她要以她的作品, 唤起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她要以她的作品,掀起振兴中国的热潮,使中国能骄傲地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是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 1972年2月,赵淑侠第一次从瑞士回台湾探亲。这次回台湾,给她很大的震撼, 离开台湾十三、四年,台湾完全变了,变得几乎不能辨认,变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 也找不到了。感触之深,震撼之大,引起了她的深沉的思考:“那么多炎黄子孙寄 身异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 回到瑞士之后, 她开始拿起笔写作。 随着短篇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在台湾 《中华日报》上发表,于是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陆续在台湾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后来 又结集为《西窗一夜雨》和《当我们年轻时》出版。这些小说多是反映海外华人的 生活,写他们的孤独、苦闷、挣扎、奋斗和希望。 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赵淑侠又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本 小说在台湾报纸上连载和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在台湾和欧美的华人中刮起了一股 “赵淑侠旋风”。不久,《我们的歌》荣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小说创作奖, 终于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1982年,赵淑侠列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世界妇女 名人录》。1990年,赵淑侠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又获台湾中山文艺创作奖。到目 前为止,赵淑侠已出版了17部作品。 赵淑侠在《西窗一夜雨》的自序中说:“在外国的十七八个年头,我走过不少 地方,看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深知他们的悲喜遭遇和求生奋斗之艰难。更看清了 一些表面安定舒适,内里动荡彷徨的生活。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上,做个中国人并 不轻松;我也不相信有哪个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会在感情上和精神上全无负担, ‘漂泊感’似乎是我们这一代在海外中国人共有的感觉。”正因为她了解在海外的 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她善于透过表面现象,烛照人物内心深处的幽微隐曲, 创造血肉丰满而又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 《王博士的巴黎假期》是赵淑侠描写海外中国人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小说中的 王博士,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科学家,事业成功,生活富裕,然而他活得并不轻松。 青年时代曾爱过一位漂亮的女孩子,但那女孩子却倒进了一位年近六十的比利时伯 爵的怀抱。他既下不了决心回国,又不甘心娶一个外国女人,蹉跎岁月,至今五十 多岁,仍是形单影只。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过得并不愉快,时代加诸这一代海外中国 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凝结而为浓重的心灵暗影。无根的漂泊感,无边的文化乡愁, 造成了他的孤独、苦闷和彷徨。这篇小说并未超越以往留学生文学的格局,也远未 形成赵淑侠自己的风格。 《西窗一夜雨》中的陈志翱,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得不轻松的海外中国人。作者 以陈志翱的遭遇,揭示了在国外求生的艰难,把被许多人羡慕的留学――移居的人 生道路,由大家所想象的铺满鲜花的玫瑰色,还原为阴雨绵绵的灰颜色,颇有警醒 的作用。小说情节比较单纯,却荡漾着一种诗的意境。旧日的回忆与现实的困窘交 替叠现;老友期许中的得意与实际境遇中的失意互相映照,既化用了“何当共剪西 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意,同时又对原诗意境有了新的开拓。 mpanel(1); 《塞纳河之王》代表了赵淑侠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 族精神,使作品闪耀着艺术的美艳和光华,而作品的艺术功力,又反过来烘托了作 品的精神美。小说一开始,作者采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法,把一个外号“塞纳河之王” 的画家王南强,写成一个人人讨厌的活宝。他到巴黎17年,每天画画,却连一张画 也卖不出去,整天闹穷;身上一件黑长袍,头上剃个大平头,更被大家看成是怪物。 他成了众人欺侮和嘲笑的对象。作者就在这种众人鄙厌的氛围中,着力表现他的伟 大人格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一生唯一的崇高理想,就是要为中国画开拓一条 新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 界人接受,不光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宁可一张画也卖 不出去,也不愿意接受顾客的要求,在他的画上稍作改动。最后,他成功了。他的 突现中国精神的画作,终于为西方艺术界所接受,一位画商打算买下他全部的画, 开一个画展。他的一部介绍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著,也将在出版社出版。然而,就在 他走向成功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作者用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对 一位为艺术和理想而献身的艺术家形象的塑造。 赵淑侠在她的反映海外生活的系列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王 南强无疑代表了最高境界。他的宽厚、谦和、仁爱、操宁,以及埋头苦干的精神, 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他希望创造能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希望中国艺术能 走向世界,则更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极致。王南强当然不是代表赵淑侠的理想的 唯一形象,《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也是属于与王南强同一类型的人物,而他的 行动则更加积极,更加果敢,可以看作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成名作,当它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时候, 就已备受各方瞩自,出版单行本后更是引起轰动,成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书。 对海外华人的全景式扫描以及异地求生的跋涉与艰难的生动描绘,对民族自尊 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的歌颂与向往,对现实描写的细腻深刻以及浪漫情怀的抒写与咏 叹,使小说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然,《我们的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还有各 种主客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以往描写海外游子的孤独、寂寞、无根、苦 闷的留学生文学的格局,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新鲜气息出现在文坛上,使人耳目一 新。其次,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外留学生中掀起的保钓运动虽早已退潮,但保钓运动 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却并未消减,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尼克松访华 的政治冲击波影响,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我们的歌》正适应了 这种民族心理。再次,在台湾文坛上,曾有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受到冷落,传统遭到 排斥,随着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现代派文学的没落,于是,《我们的歌》的 追求理想和回归传统便很自然地获得读者的共鸣。 赵淑侠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她在《我们的歌》中,以余织云的留学、恋爱、 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而 处在这幅画卷的中心位置的,是江啸风、余织云和何绍祥。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 同类型的人物。 江啸风是一位有天赋、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 能创作一部西方的现代交响乐,再念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的头衔,这样就有资格在德 国留下来了,但是,江啸风并不想留在德国过舒服的生活,他的理想是创造中国自 己的音乐,创造我们的歌。他打算学成后便回台湾去,以音乐来唤起民族的自尊自 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放弃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诱人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甚 至不惜与他深爱着的余织云闹翻,毅然回到台湾去,在寂寞的环境中创造我们的歌, 推广我们的歌。后来,在一次因台风袭击引致海水上涨的自然灾害中,他为了救起 落水的老人和小孩,被水淹死了。 江啸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理 想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小说中的篇幅不算多,但他的理想的光辉却笼罩了整部小 说,他不仅影响了余织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何绍祥。虽然这一人 物难免有过份拔高、过份理想化之嫌,但在缺乏理想的台湾年轻一代中,江啸风无 疑起了榜样的作用,起了鼓舞的作用,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原因。 余织云比起江啸风来,是一位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理论上,她反对崇洋思想, 讥笑许多人羡慕外国的物质生活,在她撰写的歌词中,抒发着:“我们的歌,来自 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 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但在行动上,她却 宁愿留在国外,也不愿意回台湾去,正如她的弟弟凌云对她的评价:“理论归理论, 行动归行动,言行不能一致。”在爱情方面,她热烈地爱着江啸风,爱他的潇洒, 风度,爱他的天份,才华,也爱他的崇高理想,但她却不想跟他回台湾去受苦,去 创造我们的歌,最终还是选择了何绍祥,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又正好应了江啸风 带着讥讽所说的一段话:“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跟情人在机场洒泪挥别,到 美国去闯天下,在美国念书那段日子就别提有多苦了,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个各方面 条件都不错的对象,于是就结婚,做外国人,买房子买车子买一切,可惜就买不来 爱情”,于是,“感到生活空虚啊!苍白、彷徨、失落、迷惘、无根啊!”所幸的 是,余织云在“彷徨、失落、迷惘”之后,终于醒悟了。她已经厌倦了那种“洋中 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受那些蓝眼高鼻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的看待“二等人” 的眼光,因此她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尽一点力,为把中国歌曲推广到世界去尽一点 力。在海外华人中,象余织云这样的人也许更具普遍性。 何绍祥代表了另一个极端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给他 带来了荣誉和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超 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他不屑于与其他中国人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教 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反对余织云教孩子学中文,反对给孩子灌输中国观念,主张让 孩子学德文,学西方的观念和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物。但是, 他毕竟做不成“世界公民”。白种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使他当不 成研究所所长,给他很大的打击:余织云带着孩子离开他,也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 震撼。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世界公民”的迷梦中震醒,开始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中国人,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以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 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其起点不同,其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 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无暇去领略流 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为民族的复兴献身。在 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的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 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的浩然之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 张扬。《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 文学的形成。 三 1982年初夏,赵淑侠在阔别33年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这趟旅行给她感 触很深,因此,回到瑞士之后,她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十多万字的散文, 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后又结集为《故土与家园》出版。 1982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和宽松。因此,文章在台湾发表, 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大陆这样敏感的题材,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赵淑侠在执笔为文的时候,就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第二篇文章《恍如 隔世见亲人》刚在报纸上发表,就有人到某机关去检举,说她“称赞大陆的海关好, 是在给他们做宣传”,而大陆的留学生则责备她“有意在做反宣传”。平心而论, 赵淑侠在《故土与家园》中所写的大陆情况,基本上都符合事实,的确做到了“必 真必诚”,然而,由于长期的隔绝,由于长期受到某种观念的熏陶,看问题就难免 有些片面。 自从回大陆探亲之后,当代大陆人的形象也开始进入了赵淑侠的小说世界,例 如短篇小说《湖畔梦痕》、中篇小说《翡翠戒指》和长篇小说《塞纳河畔》,都有 大陆人出没其间。 《湖畔梦痕》近似大陆前些年的伤痕文学。湖畔的憧憬;恋人的笑语,年轻人 的意气风发,再见时都已化作心身的伤痕。作品有点伤感却不失含蓄,不想说教却 又不失警世的作用。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人物描写似有概念化之嫌,尤其是大 陆来客,其语言行动仿佛都是根据某种预先设定的概念来设计的,缺乏血肉丰盈的 感觉,因而减弱了感染人的魅力。令人高兴的是,《翡翠戒指》已不存在这种缺点, 实现了观念上的突破。这是赵淑侠唯一一篇纯粹描写大陆生活的作品,也是她写得 最好的小说之一。 赵淑侠的前期小说,多是措写海外华人的乡愁与民族意识,从八十年代开始, 她的小说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在《人的故事・自序》中说:“近来我的写作主 题有些改变,喜欢讨论宿命和生死善恶的问题,也情不自禁的要说说时代加诸于人 的苦难”。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就都属于这个新的主题范畴之内。赵淑侠并不狂 热笃信宗教,因此她所说的宿命,指的是人在时代行进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并没 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翡翠戒指》写了一个小人物在离乱中的颠簸和随波逐流,表 现了赵淑侠的宿命观的特色。主人公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然而却有权选择自己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赵淑侠的宿命观与宗教式的宿命论 截然不同的地方。价值万金的翡翠戒指,不仅是姜敬天和景韵梅定情的信物,而且 也成了人性善良的标志。当他们在阔别35年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姜敬天正处在困窘 的境地,无穷的欲望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然而,当已成为富有企业家的景韵梅出 现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她的任何帮助,甚至他妻子再三嘱咐的让他要回翡翠戒指, 而景韵梅也己主动准备把戒指退还给他的时候,也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作者在悲 欢离合的叙写中努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使得作品的格调有了一种道德理念上 的升华。姜敬天这一人物,虽然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尤其是 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欲望开始膨胀的时候,他的做人的骨气和自尊自强,就 弥足珍贵了。赵淑侠所塑造的这一当代大陆人形象,表明她已突破了写《故土与家 园》时的某种偏见,真正做到如她所说的,“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 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 探讨命运的主题,在长篇小说《塞纳河畔》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小说中数次出 现瞎子算命先生给主人公柳少征算命时说过的话:“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感 情上啊,你要经历生离死别,尝尽悲欢离合的滋味……”仿佛印证瞎子的话似的, 柳少征的人生旅程就是在“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中度过的,青年时代由于写 文章抨击时弊,得罪台湾权贵,被捕入狱,在外岛服刑,出狱时妻子已投入别人的 怀抱;辗转到了巴黎后,与法国姑娘妮卡结婚,不久她又被病魔夺去生命;与女画 家林蕾同居,她却又跟着匈牙利情人走了;最后爱上女博士夏慧兰,正当快要得到 她的爱的回报的时候,她又因车祸被送去医院,生死未卜……数次的生离死别,数 次的悲欢离合,似乎都在说明着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赵淑 侠是在宣扬一种生死轮回、命中注定的宿命论,那就缩小了赵淑侠作品的意义,事 实上,赵淑侠在谈到人的命运的时候,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本书里, 我坦然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如由于国家多难,某方面的不上轨道,时代加诸在人民 身上的厄运”。(《从嘉陵江到塞纳河》)“在时代的巨掌里,人几乎是渺小得看 不见的动物。但把这些渺小的个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悲欢离合,解剖开来仔细看看, 亦足以窥探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是值得用番笔墨的”。(《人的故事・自序》) 赵淑侠在小说中写生离死别,写悲欢离合,都强调了“时代加诸在人民身上的厄运”。 与时代的巨掌比较起来,人毕竟是太渺小了,无法抗拒时代的播弄。但是,赵淑侠 固然无法改变时代巨轮的航向,却也无法改变她对故国前途以及故国人民的关心和 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她以及她笔下人物的忧患意识。柳少征虽然在巴 黎过着自我放逐的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 和那块土地上的人。赵淑侠当然不是宿命论者,她不过借着讨论宿命,来探讨国家 民族的前途。她笔下的柳少征,当然也不是宿命论者,他最后变“摆脱、遗忘、放 弃”为“参与”,正说明他不相信命运。赵淑侠写《塞纳河畔》,就是一种积极的 参与。 自从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后,赵淑侠开始关注她出生和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中国 大陆,大陆的人和事也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把海 峡两岸都看成“吾土”,把两岸同胞都看成“吾民”。这种大中华心态,在《塞纳 河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两岸仍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她不得不努力在两 岸之间搞平衡,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如果注意一下小说的用语,是十分有趣的。把 大陆与台湾并提,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常常是提到黄河、长江也要联带着提到 淡水河;提到黄山、泰山则要提阿里山;提到贵州茅台、四川大曲紧接着就要提金 门高梁;范则刚每次回大陆写生,一定也要到台湾;柳少征的女儿润明从台北来, 侄儿正明则从北京来……小说的末尾写柳正明与台湾女留学生谢幸美相爱,然而两 人都不肯在法国定居,又各自回大陆和台湾去了。作者显然留下了一个悬念,或者 说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大陆和台湾能够统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性的细腻, 却表现着最大的苦心。作者就象一位热心而执着的媒人,为了撮合一对老是闹别扭 的小儿女的婚姻,简直操碎了心。作者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中说:“最后当然 要讨论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民族、国家,到底该往哪里去呢?我们应该以什么 样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苦闷局面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怀的,不是吗?”作者的 答案是明白的,这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统一,从此走向繁荣昌盛。 四 赵淑侠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一文中说:《塞纳河畔》“走的还是我的‘浪 漫写实’的老路线。”这“浪漫写实”四字是赵淑侠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概括。她正 是以其“浪漫写实”的风格独树一帜,风靡台湾文坛的。 从本质上说,赵淑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海外华人 社会的概貌,反映了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奋斗,欢乐与痛苦, 理想与追求。赵淑侠再现了一个独特的经验世界:在外国人的地盘,却又弥漫着中 国的文化氛围;异地谋生,却又心怀故国。于是读者有机会体验那种华洋杂处的驳 杂,以及备受白眼的“外国人眼里的外国人”的心灵律动。 赵淑侠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不讲究结构的起承转合或是序幕、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她的小说虽有一条情节主线,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贯串 首尾的中心事件。她不重视讲故事,却重视写人。她说过:“对于塑造人物,我向 有极高的兴趣。”(《序〈落第〉》)因此;她的小说不以设置悬念和高潮叠起来 吸引人,而以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心灵的抒写来赢得读者的喜爱。赵淑侠小 说的现实主义特色,就是在现实的细致描写中,努力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赵淑侠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永远处在作品的中心位置上,一切的细节和环境 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因此,赵淑侠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她长 篇小说《落第》中的许多人物,都写得很活,例如李俊义的专制、威严、偏执;李 微芬的软弱、因循和随波逐流;柳永威的放荡、无耻和不务正业,都具有典型意义。 细节的选择和提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疑起了突出的作用。《我们的歌》 中的江啸风、余织云、何绍祥,都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但相比之下,何绍祥的 性格给予读者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描写何绍祥时所作用的细节,更具有 独特性和形象性。何绍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因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做实验 和写论文上,因而感情上的迟钝和生活上的刻板,就使他颇类似一个机器人。小说 写他蜜月旅行的时候,一有空就掏出一本科学杂志,聚精会神地看,一边看一边用 笔在空白地方又写又画,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使新婚妻子不禁感叹:“这也象蜜 月旅行吗?”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刻板的规矩和程式,就象已 设计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每天六点起来,做早操、洗脸刮胡子,提着收音机去 厕所,再提着收音机回到厨房吃早饭。”“他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大衣一定 挂在衣架的第二个钩上,帽子平放在上面的横梁上,柜子里的衣服要挂得松松的, 每件之间得保持相当的距离……”就连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固定不变的,不论是求 爱,或是夫妻吵架后和好的表示,他都会献给妻子一束鲜花。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 描写,把一个有点象机器人的科学家写活了。 赵淑侠所说的浪漫,在她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作品所表现的理想 主义倾向,二是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塞纳河之王》中的 王南强,都是作者全力歌颂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我们的思想,无论是创造中国自己 的音乐和绘画,唤起民族的自尊自信,还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都表现 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他们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对理想的不倦 追求,那种受苦受难的苦行僧的精神,以及对庸俗的痛恨,对市侩的僧恶,对金钱 的蔑视,都使他们达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这种理想,这种精神,使作品闪耀 着一种迷人的光彩。 《塞纳河畔》也是被作者认为是“浪漫写实”的小说,但这部小说的“浪漫”, 却并不表现为理想主义。书中虽写了许多正面人物,却没有一个是作者所极力歌颂 的理想主义的英雄。虽说没有理想主义,然而,书中一些人物和情节所表现的感情 的强烈,观念的奇特,行为的乖张,却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小说开 始时,晨雾迷朦的塞纳河畔,一位黑衣黑鞋白外套的女人的怪诞举动,就把读者引 进了浪漫的艺术境界。以后,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主人公柳少征的命运的坎坷, 感情的无寄,精神的寂寞,对夏慧兰的痴恋而又怯于表白,都依次在读者的眼前出 现。随后,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人物、也都出现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林蕾本来与 柳少征同居,却狂热地爱上了徒具外表而没有灵魂的匈牙利情人;柳润明忽然莫明 其妙地爱上了一个阿根廷的流浪艺人;柳正明这位土星人也出乎意料地爱上了台湾 的女留学生……这一切都带着夸张、刺激、出人意表,因而也就给作品涂上了一层 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文字风格上,赵淑侠崇尚质朴,她说:“在写作的文字风格上,我宁愿选择 质朴之美……不故做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 者大众尽可能地融汇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从嘉陵江到塞纳 河》)这里的所谓质朴,是相对于现代派的卖弄技巧、故作艰深说的。赵淑侠强调 语言的质朴和平易,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可以下进行艺术加工。事实上,她的作品的 语言是十分秀丽、典雅而且富于表现力的。她善于描写环境。那迷迷茫茫的塞纳河 雾景,那莽莽苍苍的东北原始林,以及慕尼黑的英国公园,公园果的中国塔,都写 得十分富有诗意,为人物的活动,为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景。她也善于 写对话,善于描写人物的行动、形态,这些描写都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使读 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赵淑侠对音乐有良好的素养和感受力。《我们的歌》中余织云听江啸风弹琴的 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整个曲调由深远转成柔和,有如秋日的阳光洒在广阔的 田野上,温暖得轻纱似的微风,吹拂着摇荡的稻穗,空气中飘浮着扑鼻的泥土香, 农家儿女们戴着斗笠,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欢笑,美妙自然得就象一首田园诗。” 这段描写轻灵圆润,而且把听觉化为视觉,把抽象化为具体,充分表现了赵淑侠驾 驭文字的能力。 赵淑侠最近的小说《赛金花》,在她的创作中又有了新的突破,可惜由于篇幅 的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评述了。 注:赵淑侠:《写作生涯》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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