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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大陆的最后岁月(3)

与非常委员会机构相适应,蒋介石决定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黄少谷受蒋介石指令解释设立总裁办公室原因时称:“总裁因不能常住中央党部所在地,事实上须有少数必需人员随同办事,故成立一小规模办事机构,称‘总裁办公室’。内分数组,或从事党务、政治、经济及国防等问题之研究,或办理事务性工作。”其性质属于“总裁之私人秘书机构”台湾《中央日报》,1949年7 月29日……该机构于8 月1 日正式在台北办公。这是继非常委员会成立之后的又一太上机构,它的成立表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有所加强。

1949年12月,张群(左)与吴铁城(右)由香港赴台湾时在船上的留影,神色凝重地望着大陆。

蒋介石登台后,为了挽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7 月23日,蒋飞抵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该机构于8 月15日正式成立。同时决定守住福州,巩固台湾,支持到明年春天。然而不到一月,国民党军队便于8 月17日从福州败退,此项决定遂成泡影。福州失守后,蒋介石又将希望寄托于西南。8 月24日,蒋介石由台飞抵重庆。25日,蒋在重庆接见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后约见宋希濂。29日,蒋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防止人民解放军入川,确保川、滇等地安全。

正当蒋介石准备将四川作为“复兴”根据地并企图创造“奇迹”之际,却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是:8 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与马鸿逵的主力部队,占领了兰州。9 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9 月25日至26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与省主席包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更使蒋介石震惊的是:他的最大敌手毛泽东于10月1 日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听到上述消息,蒋介石“至为痛心”。更使他产生的最大顾虑是: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必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海空军,到那时,国民党将“处境更艰”、“为势更劣”。因为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崩溃、大分化、大逃亡已成为这个政权运作的突出特征。尽管蒋介石整日穿梭于台北——广州——重庆和成都之间,仍阻挡不住如潮水般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及失败的大趋势。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惊慌失措的“国民政府”仓皇撤退至抗战时期的陪都——山城重庆办公。当“政府”机构立足未稳之际,忽闻重庆郊外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山城之下。11月29日,继广西桂林失守后,重庆又失,“国民政府”只得被迫迁往成都办公。“政府”办公人员始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替罪羔羊、桂系首领、“中华民国”的名义总统李宗仁,突于11月下旬宣布赴美就医,12月5 日成行。李的不辞而别使蒋非常恼火,因为李走时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使蒋处在了十分尴尬的地位。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败退至此的蒋氏父子住在中央军校内,自12月1 日起连续召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王方舟、胡宗南等人,研究西南作战计划。由于刘文辉、邓锡侯、卢汉正在酝酿脱离国民党阵营,加之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党政军完全解体,西南防御计划始终未能出台。

12月7 日,蒋介石再召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二人竟避不应召。蒋介石感到成都已危在旦夕,遂同张群、阎锡山商讨对策。对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驻地问题,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候机反攻。后又感到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同时决定张群飞滇探明卢汉动向。

翌日,张群由滇飞抵成都,告蒋卢有异动迹向。蒋让张再次飞滇,安抚卢汉,以防不测。同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决议迁台办公。

12月10日,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并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献给中共。此时,成都城内秩序已乱,蒋的侍卫人员发现蒋的住所周围有“可疑人物”出现,立即告蒋从后门走。蒋介石父子感到成都已成将要爆炸的火药库,再也无力回天,遂决定下午飞台北。

午餐后,蒋介石父子步出中央军校的大门,边走边唱“国歌”,很有几分悲壮的味道。下午2 时整,蒋氏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起飞,永远告别了中国大陆,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此刻,这位盐商的后代,一定会想起顽童岁月,慈母教诲;更会怀念黄埔起家,北伐督军,蒋家王朝开张的盛典。想当年,抗战领袖,民族英雄,民国总统,好不威风凛凛;而如今,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灰溜溜如丧家之犬,只能退守孤岛苟延残喘。几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四海茫茫的台湾孤岛。从此,开始了蒋家小朝廷偏安台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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