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科斯（Ronald H.Coase） 获奖年度　　1991年 演讲日期　　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　　1910年12月29日 学历 1932年　　伦敦大学学士 1951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2年～1934年　　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年～1935年　　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 1935年～1938年　　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8年～1947年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7年～1951年　　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1年～1958年　　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1964年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70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 R．Muss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91年　　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2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重要著作 《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 《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 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 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 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 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 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 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 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 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 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 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 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 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 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 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mpanel(1);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 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 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 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 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 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 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 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 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 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 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 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 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 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 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 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 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 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 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 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 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 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 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 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 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 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 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 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 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 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 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 《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 ――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 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 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 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 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 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 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 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 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 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 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 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 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 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 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 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 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 -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 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 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 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 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 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 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 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 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 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 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 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 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 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 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 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 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 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 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 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 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 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 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 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 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 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 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 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 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 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 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 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 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 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 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 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 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 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 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 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 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 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 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