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 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子，叫第 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 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汇报给队 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 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以示惩戒”。 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这样，我与雪媛相隔十个月才见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 在东城区沙滩附近公安医院的那间小平房里―― 雪媛接到了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告急电话，第二天上午就到医院来了。她来时， 护士同志正在继续给我向外引流胆汁，鼻孔里插着黄色塑料软管，胳膊上还打着吊 针。徐干事在门口对雪媛说：“只能来看看，不能说话。” 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 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只手，千言万语并 成了一句话： “为伟会走了吗？” “会走了，”雪媛似乎也强忍着泪说，“也会叫‘妈妈’了。我们都很好。你 放心！安心养病，有了好身体，才会有一切……” 大约过了十分钟，徐干事说：“可以了。时间长了，会增加戴煌的疲劳，不利 于治疗。” 雪媛听罢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转身向门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见结束时那样， 缓缓地后退着离开了病床。退到房门口，她又站在那儿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约半 分钟才转身离开了房门，而且转过身时才抬起一只手背，好像在擦眼泪…… 二 病房一见相隔四个月，我才又和雪媛见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劳教所从安定 门外搬到“良乡机械厂”，我正式参加劳动之后。9月15日，一些劳教人员与亲属接 见时，劳教所的队长让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着进城拉东西的卡车进 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兴得了不得。 当天吃罢早饭，我们在“良乡机械厂”大门口，被管教队长按准予回家的名单 一一查验了姓名，才让卡车出门。卡车上了公路开得相当快，而我仍嫌开得慢，因 为自从与雪媛在公安医院短暂的会面之后，不知道她与孩子这几个月究竟是怎么度 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 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 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 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 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 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 “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 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 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 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 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 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 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 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mpanel(1);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 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 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 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 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 “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 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 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 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 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 媛说： “不要紧，我们有钱了！” 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 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 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 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 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 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 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 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 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 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 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 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 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 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 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 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 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 义的佳节； 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 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 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 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 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 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 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 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 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 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 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 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 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 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 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 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 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 叫嚷： “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 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 罪加一等！” 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 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 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 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 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 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 “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 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 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 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 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 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 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 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 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 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 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 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 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 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 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 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 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 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 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 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 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 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 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 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 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 ×××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 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 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 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 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 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 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 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 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 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 “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 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 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 白××厂长： 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 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 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 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 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 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 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 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 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 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 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 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 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明他 们“罪恶身份”的纸条或牌子，有些“地主婆”还被迫穿着往昔穿过的花花绿绿的 旗袍，头上被剃成“鸳鸯头”，地上拖着她们没法提得动的大包袱，身边走着押送 他们的手执皮鞭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常常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胡同打死 男男女女多少人，制造红色恐怖！ 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幽默没有了，玩笑话也没有了。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鞋， 也能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报纸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急着上茅房随手撕一张废报纸 当手纸，也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 屁股”…… 在这天下大乱、玉石难分的日子里，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 路上或身在工厂里，时时刻刻都担心被人揪斗，回到家里又时刻提防着有人来抄家。 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她的那根乌亮粗实的大辫子，也请院子里 的一位老太太绞去了；家里珍藏的一幅齐白石的《海棠图》，也由她接受了院子里 好心而无知的孩子的劝说烧掉了，说是“反四旧”，免得让外面来抄家的人乱扣罪 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队“红卫兵”把守， 不准进去。不一会，就有一辆拖着死人的卡车向外走，车上装着八个死人，其中有 的还没有死，伸出车帮的手还在痉挛着。她连忙用手遮住为伟的眼睛，不让这恐怖 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灵。 一天，西城区二龙路所有街道工厂的人员，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后 面的35中学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雪媛所在的二龙路喷漆厂一位女同事的丈夫， 还在主席台上忙着贴标语，摆麦克风，搬椅子凳子。等正式开会时，会议主持者一 声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打手立即上前，抓的正是这 位女同事的丈夫！他当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阵皮鞭，打得满身血痕。 这时，雪媛和“黑帮”队的一些人，也都被身边的一些打手严密监视着。只要 主席台上一声喝令，他们随时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险。可是还好，直到散会，主席 台上始终没有发出这样的喝令。尽管如此，精神高度紧张的雪媛觉得这一个多小时 比一天还长。 而且这样的大会接连不断，说不定哪个人只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被突然揪 到台上去…… 六 在这恐怖贫病交迫的岁月，为数寥寥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 的老战友苑春林――的关怀与探望，使我这位终日担惊受怕的妻子没齿难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长孙，只比我小两岁。我们从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 玩。抗日战争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我们的苏北故乡，我们都逃往他乡，见面 的时候就少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后，则更天各一方，那时我才16岁，他14岁。 后来他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去世，他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勤苦种地度日。全国解 放后，他流落到苏南常州当船工，后又进了工厂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 “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发生了武斗，久久不能平息。他作为“保皇派”的代表 人物之一，据说奉周总理的召唤，与“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一起，到北京开会调解。 这时我们都已是快40岁的人，相隔20多年没见面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十年 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开会之余，他特地走访新华社要见我。新华社传达室的人员十分警觉地问 他： “戴煌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劳改去了！”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那么我的婶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气了：“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属也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保卫系统的传达室的人，本来就自以为比一般人高三头，岂能忍受外来的 平头百姓这样的责问？遂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 戴倜也大声回答： “我是周总理叫来开会调解武斗的！！” 一听这话，传达室的人感到莫测高深，态度软下来了，连忙说： “好，我们给你问问。” 他关起小窗，拿起电话，向不知何处打起了电话。一会儿放下听筒，打开小窗， 对戴倜说： “戴煌爱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号，你到那儿再打听去。” 这样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号。老外婆一听说是我的侄儿来访，高兴得连忙给 雪媛的工厂打电话。雪媛从未见过我们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厂请了假，抱着 为伟赶了回来。戴倜一见到潘雪媛，尽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长十岁，开口就是“六妈， 我终于见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着又抱起三岁的小为伟，连着声叫“妹妹”， 尽管为伟比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几岁。接着他又解下身上的挂包，从包里拿出常州特 产的一大包大芝麻烧饼和酥糖，并拿了一些塞到为伟手里：“妹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这种情景，激动得雪媛眼里噙着泪花。自从我被关进那高墙大院之后， 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从未有人对她如此热切地关心过。“毕竟是我们戴家的 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领到石驸马大街28号自己的那间小屋子，向戴倜诉说我被抓进监狱的 经过。戴凋听得直掉泪，把小为伟搂得更紧。临别时，雪媛打开小铁箱，把几次上 街想卖而一直没舍得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赠给我的一支 金星钢笔，送给戴凋做个纪念： “收下吧，这样你会老记着你叔叔的……” 苑春林，北京市政府汽车队的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时，他在我们新华 社志愿军总分社做司机，曾常常在风雪中。炮火下为我开车。朝鲜停战，他回到北 京市政府车队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被打成“右派”又去北大荒劳 动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 1967年初秋，我从清河农场请假回京照料多病的雪媛和孩子，到石驸马大街副 食店去买酱油和盐，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苑春林！ 他没有因为我这个老战友成了“大右派”而躲避我，而是从后面老远老远的地方就 认出了我的背影，并急忙地赶上前来。他拉着我的手，跟我回到我的家，坚决要拉 我和雪媛带着为伟到他家去吃午饭，说是“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聚会聚会”。 雪媛正发着烧，不能去。他就抱起为伟，拉着我去了西单背后一条胡同他的家， 让他爱人给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饺子，又买了些猪头肉、叉烧肉和啤酒，美美地招待 我们父女俩一顿。 临末了，他又提着满满的一军用饭盒的饺子，外加一布兜香蕉、苹果和奶糖， 把我们父女俩一直送回家，把他手中的这些东西轻轻地放在卧病在床的雪媛面前。 雪媛连声说：“您太费心了，太谢谢了！” 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些饺子、水果、奶糖，远胜于山珍海味的礼品，特别是其 中包含的情意。 “真是雪中送炭啊！”在苑春林同志告辞后，雪媛对我感叹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