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 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 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 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 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 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 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 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 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 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 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 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 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 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 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 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 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 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 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 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 “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 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 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 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 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 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 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 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 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 “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 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 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 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 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 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 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 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 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 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 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 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 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 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 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 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mpanel(1);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 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 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 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 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 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 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 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 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 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 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 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 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 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 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 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 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 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 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 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 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 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就抱 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 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都 没离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师。还有一个名叫多济的旗人， 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 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 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 我见过了胡适，庄士敦也回到我身边，向我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我觉得胡适 说的不错，出洋的问题不致于受到当局的阻拦。我和庄士敦计议如何筹备出洋的事， 张作霖又做了表示，欢迎我到东北去住。我想先到东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东北， 就随时可以出洋了。我刚拿定了主意，这时又出了新问题。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已敢放胆向记者骂国民 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 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 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 诸人的嘴里和《顺天时报》上，常听到和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 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 话。现在根据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的，“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 则更无疑问。 我被郑孝胥的话正闹得心惊胆战，愁容满面的罗振玉出现了。我一向很重视罗 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他这次报告我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 主义”分子将对我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 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 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陈宝琛也着了慌。陈宝琛同意了这个意见：应该 趁冯玉祥的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躲到东交民巷去，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 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我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 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 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 守信用的印象。这一步我们做到了。第二天，我们打算再进行第二步，即借口去裱 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住房，然后从那里绕一下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 第三步则是住进使馆。只要到了东交民巷，第三步以及让婉容她们搬来的第四步， 就全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们刚上了汽车，我父亲便派了他 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坐在第一辆汽车上，张文治跟在 陈宝琛后边，上了另一辆车。 “事情有点麻烦。”庄士敦坐进了汽车，皱着眉头，用英文对我说。 “不理他！”我满肚子的气，让司机开车。车子开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辈子再 不进这个门呢。 庄士敦认为，不理这个张文治是不行的，总得设法摆脱他。在路上，他想出了 个办法：我们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停，装作买东西，打发张文治口去。 乌利文洋行开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国人开的出售钟表、相机 的铺子。我们到了乌利文，我和庄士敦进了铺子。我看了一样又一样的商品，最后 挑了一只法国金怀表，蘑菇了一阵，可是张文治一直等在外面，没有离开的意思。 到了这时，庄士敦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对张文治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 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便把他甩在一边。 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 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土敦不敢放松 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古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 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陈宝琛和郑孝胥相继到了。 郑孝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壬子初三日。韬庵（陈宝琛）、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 争皇室事，李念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于涉 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 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韬庵曰：“事急矣！” 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韬庵之马车，曰：“已往 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 （溥仪）及韬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 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 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 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 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 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 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送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韬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 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 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 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关于庄士敦，郑孝胥在日记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 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带着忿懑到日本使馆去了。我在日本使馆里和这位一去 不回的庄师傅相见时，很觉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 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 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没再细问――既然我保险了，过 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再去知道了。后来我才弄明白，引起他忿懑的，并非像他 那天和我解释的“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 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所说，只有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 效保护（也许英国公使馆有这个看法――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而他在这次争夺 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忿懑的根本原因。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 诗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臀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问一秃翁[注]。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后来藏了一幅画：在角楼的上空云雾中，有一条 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并作诗一首恭维他：“风 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 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 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住这个值钱的关系，也 被郑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 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 的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 本大住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 内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 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 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 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这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 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一场争夺战中的真正 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 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 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 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 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 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 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 近，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 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 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