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 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 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 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 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 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 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 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 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 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担日的。他曾有根 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 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 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注]。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 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 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 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 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 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 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 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 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 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 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 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 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 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 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 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 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 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 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 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 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 “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 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 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 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 《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 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mpanel(1);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 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