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放不下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 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 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 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 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 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 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大家包饺子 吃，第一碗总要先盛给我。 我自己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有一次吃饭，我的弟弟和 妹夫给大家摆台子，就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 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 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 都愿替我代劳。 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 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 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 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 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 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 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的人莫名其 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 在苏联，还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又有什么用？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 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 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 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 怎么个吃法？”…… 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 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 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 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 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 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