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国际比赛输了 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语词典”。 1978年到1979年，日本派出了业余和专业棋手来华访问，专业棋手里有山城宏， 我没有资格和日本专业棋手下棋，那是陈祖德老师和聂卫平老师他们的事。我的对 手是二口外义，下棋时特别紧张，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比赛前，队 里还专门开了会，除了要求打好比赛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不要乱说、乱动，反正 不要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比赛前，我怎么也睡不好觉，一想到明天要肩负着国家的 重任，参加国际比赛，心里就又激动又紧张。那盘棋我输了，当然也就失去了参加 后面比赛的资格。马晓春是和了，也失去了参加后面比赛的资格。我沮丧极了，觉 得自己可能再也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再也没有为国争光的机会了。 1979年的夏天，日本棋手再次来访，队员有小林觉、白石裕等，女棋手有小林 千寿。小林觉只比我大两三岁，是当时日本棋圣战五段组的冠军。这一次队里做了 改革，比赛前就把名单定了下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打一场排一场名单。为此，队 里让我们这些少年队员打选拔，谁赢了就对小林觉。还没打到最后一轮，就已经决 出了胜负，我可以和小林觉下棋了。 吸取上次和二口外义比赛的教训，赛前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想着怎样打好比 赛。大家都说我的棋比较野，我想不如就充分发挥我的“野性”，这样赢棋的机会 可能多一些。那盘棋我们上来就扭杀在一起，是最早结束的一盘。我尽量按照自己 的思路尽情发挥，最后我赢下了那盘棋，而且赢得比较漂亮。第一次和日本职业高 手下棋就赢了，我高兴得满赛场乱转。赢了小林觉，是我个人围棋历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我信心大增，觉得又可以下棋了，因而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9年年底，队里开始讨论1980年访日的名单，除了那些老队员外，新队员有 曹大元、杨晖和我。想到就要去日本比赛了，我下棋和学日语的劲头格外足。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出国，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赛前，队里给我们这些新队 员提了要求，谁能四胜三败就算好成绩。在东京我下得比较顺利，一路赢，其中赢 了小林觉的哥哥小林健二。在关西，我输给了谷田治己七段，他下出的大斜定式我 比较陌生，不能适应，但总的成绩不错，是六胜一败。 第一次出国门，看什么都新鲜，觉得日本真是发达，什么都好。其实这种印象 和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读卖新闻》，吃好的， 住好的，玩好的，当然看什么都好。 回国后，我收集了不少大斜定式，认真研究。队友们开玩笑地说，不要跟铸久 下大斜定式，他很有研究。 在看棋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围棋术语很重要，就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可是这 样抄来抄去也不是办法，我就把自己收集到的，加上华老师收集的合在一起，按五 十音图的顺序编排在一起，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贴在床头墙上，取名叫“日汉围 棋术语词典”。王汝南老师让我多抄几份供大家使用，我的字不好，有人就向我推 荐了字写得比较好的芮乃伟。在我去美国之前，国家队一直使用我的“日汉围棋术 语词典”。 1981年年底，队里又开始进行1982年出访日本的选拔赛，大家都很重视选拔赛， 因为它意味着能去日本和高手较量。 一开始我下得比较顺利，下到和哥哥鸣久的那一盘时，我很矛盾。我当然想赢， 同时我也很希望哥哥也能去日本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没想到鸣久对我说：“你 不要东想西想，这盘棋我认输了，以后的棋你就好好下吧。”因为鸣久放弃了下午 的比赛，那盘棋就算我赢了。 家人之间下棋总是有这种尴尬的地方。有一年我升到六段后，后面还有三盘棋， 其中最后一盘是对鸣久，如果他赢了我，就能升段。赛前，就时不时有人问我： “你会不会让江鸣久？”我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便说：“赛程安排如此，我只有让。 如果他是你们的大哥，你们会不会让？”日韩的赛程安排中，像夫妻、兄弟这类亲 属关系，在段位赛这种重要的比赛中是回避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的 发生。 再说鸣久“输”给我之后，他居然连赢八盘，赢下了像聂卫平、马晓春这样出 色的棋手。就这样，我们兄弟携手，双双去日本比赛了。那一年我特别顺利，在日 本的比赛我获得了七战全胜。 在日本的时候，也不知是为了回避什么，我和哥哥总是不能睡在一间房间，除 非那间房间是三人间。 我在国家队的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出操后，如果不是特别想打球，我一般都是 赶在吃早饭前，打上一两盘谱。上、下午都有训练，下午训练完后我们就去排球馆 打球。那时女排训练非常刻苦，往往要到六点左右才能结束。我们站在旁边等不急 了，巴不得女排的训练快点结束，我们就好早一点打球了。晚上一般就看书或打谱。 有一阵，我搬到了靠西边的房间，那儿离电视室很近。国门刚刚打开，外国的 电视节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等等， 真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这样下去不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电视剧一 律不看，再后来电视一律不看，这样我就在晚上省出来很多时间。 1982年开始评定段位，因为我和日本棋手比赛的成绩不错，所以一开始就是五 段，下半年就升到了六段，到1987年，我就升到了九段。在我准备升八段时，我因 为在第一届擂台赛连赢五盘，成绩突出，郝克强老师提议，我们“除了要表彰江铸 久以外，还要奖励他直接升九段”，后来队里研究下来，让我升八段。我坚决要求 不要奖励我升八段，这倒不是我多么谦虚和高尚，要真给我升九段我倒是很高兴。 我只是觉得，如果擂台赛的成绩算分，那我的八段完全是自己打出来的，我本来就 可以是八段了，我干吗要杠担这样的虚名！所以我要求按我的分升八段，而不是奖 励给我八段。到底我还是升了八段，按报纸上的说法八段是领导奖励给我的，我觉 得特窝囊。1987年在武汉参加段位赛时，我还遇到了一点小意外。我在打篮球时不 慎被踩了脚，骨折了。医生让我回北京休养，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段位赛。于是就撑 着双拐，在前四盘弃权的情况下，赢下了后面所有的比赛，升到了九段。 1983年年底又有访日的选拔赛，大家争夺得更激烈了。我和曹大元的那一盘下 得异常紧张。曹大元已经在读秒了，这时突然停电了，大家都急着找蜡烛，只有曹 大元坐着且紧盯着棋盘，我心里那个急啊，担心时间会对曹大元有帮助。电终于来 了，比赛得以继续进行，我最终输给了曹大元。说实在的，我输得不服气，我觉得 曹大元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我自己也就应对有误。输 了这盘棋，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在以为别人占了便宜时，自己往往会心态不平 衡，乱了方寸，这时就最容易出错。 下到还有最后一轮时，我还是领先一点，包括小分。可是比赛前的一天晚上， 打水时我无意中听见邵震中在说：“你们看吧，明天我会很快输给金茜倩的。”我 大吃一惊，按照邵震中的实力，他应该能比较容易地赢下金茜倩。但如果邵震中输 给金茜倩，那我就会差四个小分，这样就很难追上别人了，这不是在害我吗？ 第二天，邵震中果然很快就输给了金茜倩，我心里那个气啊。可我又不能向队 领导告他，因为他完全可以以状态不好为由，为自己辩解。而且我也没有证据，我 只是在走廊上听见他在说。 1986年，我和邵震中一起访美，找机会我就向邵震中问个究竟。邵震中承认他 说了也做了，但问其原因时，他支支吾吾地说：“那时年轻嘛。”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事首先要怪自己不好，如果成绩很好，那么随便别人做 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另外，比赛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不要因此而影响 情绪，自乱方寸。 选拔赛没有出线，心情当然不好。正好秀行军团又来中国了，我就陪秀行老师 去了太原，顺便反省自己。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成熟，看来以后要好好用功， 弥补不足。 好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家有一本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 的《围棋年鉴》，上面有很多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记得小时候，父亲从不轻易 示人，更不要说借给别人了。说起这本年鉴，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抗战时期，爷爷行医时发现了那本年鉴，看了实在喜欢就把它买下了。逃难时， 他把年鉴和医书一起埋藏起来。劫后余生，大幸中的不幸是那本年鉴被人弄走了， 爷爷很是痛心了一阵。有一年，爷爷在街头地摊上奇迹般地又看见了那本年鉴，摊 主要价很高，但爷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心爱的《围棋年鉴》失而复得，爷爷的喜 悦无以言表，自然倍加珍惜。 我把年鉴带到了北京去看，我发现那些新布局创始时期的棋谱的确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