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1)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 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 于8 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 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 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 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 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 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 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 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 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 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 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 月1 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 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 月1 日的信上明确指出 ：“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 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 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 月4 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 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 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 月9 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 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 月4 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 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 月8 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 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 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 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 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 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 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 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 月，是“革命开始 新的高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 年2 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 “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 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 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 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 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 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 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 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mpanel(1);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 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 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 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 月间，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 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 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 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 （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 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 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 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 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 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 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 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 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 巩固正确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