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一 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 6 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 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 全运会一拖再拖，直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全运会是4 年一届，如果一 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全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加了4 届全运会。我不知世 界上有否能连续参加4 届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 唯独动脑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少。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手的黄金时代在20 多岁，20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20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 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 而这后两条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30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老将”。每逢我 看到“老”这个字就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的对手都是十几、二十多岁， 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 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6 月份在上海先进行 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 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 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 的姿态。运动员必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 论员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 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 些一味教训他人的、明明什么也不懂偏要装作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 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迎合当时的 政治气候写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 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 得干，只得说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女 排全体队员每天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 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 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 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 号召选手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赛中 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不为之高兴，因为 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mpanel(1);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预赛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一次轮到 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 来观看。市委领导大驾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 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谋害大人物。赛前很多围棋爱好者挤在门外，而场内却冷 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很久， 还是吃了闭门羹。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 任和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见群众的 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增多，在上海、北京等 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3000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 罄。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 在当时，却有那样的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 那种自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出线。当 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是我夺魁的可能性较大。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 保持了11年冠军( 自1964年至1974年) ，能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 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 的棋艺已相当成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 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意自己始终是 个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 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 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 熟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十分厌烦，好像偌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 就无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去捍 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 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敏之因有赛事去了北京。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 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地 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活泼可爱的小棋 手是多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人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女孩子， 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 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 一年的女孩子与第一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 赫有名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笙身经 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异，虽然只看了杨晖 这一局棋，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 秀的女棋手。 　　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伟，弟弟叫芮 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 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 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 　　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的印象。记得 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 岁的钱宇平下了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 4 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 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的8 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 一个孩童竟会如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 不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美梦，他睁开眼一看小钱 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 1 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 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极感叹地说：“一个8 岁小孩能长考1 个多小时， 真了不起！”他尽管在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 后来反复地说：“小孩就是天才，小孩就是天才。” 　　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大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和12个小棋手 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 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些代价完全值得。这12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 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3 天， 但心情非常愉快。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 而且回味无穷。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她得到确切消 息，国家体委又要撤销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目也要同时撤销。我简直不 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销了。我 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 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运多会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 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的精神状态 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意 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么短短的几行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 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围棋就被一 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林彪一伙撤销，1972年陈老总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 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 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 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和林彪一伙有何区别？谁 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林彪一伙强行撤销了围棋。“四人 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 被撤销绝非偶然。 　　“四人帮”已下手了，我们难道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了吴淞笙和华以刚， 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 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 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 果，这一切都来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销。我的 生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生命，我要 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3 人外，又加上罗建 文、王汝南和聂卫平3 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 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躁不安，度日如度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 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 着比赛，但我清楚，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7 年不下 棋的历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递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就在此时，我 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 其中包括7000多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 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 兴奋和激动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是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个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认为将信 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 明来意时，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们说这是陈老 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好传统，而且也继承了父亲的趣味。 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 大昊苏不擅于弈棋，但作诗撰文很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 己的父母，但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 月6 日，是 陈老总去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前默 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这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念我们的陈老总。 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谈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一 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家，他们把陈老总的相册拿给我 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 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 书等都选择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围 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热爱着父亲所 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 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市少年宫。从 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 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 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 忧虑和焦急。我想今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 会怎样。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受重 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理会批吗？邓副总 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 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 不开，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鲜明有 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在体委的代理人不得已将 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 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 霾被驱散了，我突然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 想大哭一场。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很遗憾我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我简直痛 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海请乒乓球队吃饭时的情景，那 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过去，和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 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 邓小平同志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然 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4 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王汝南和赵 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 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 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 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 得了7 战6 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第三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围棋的 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棋进行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 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 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 态自如，落子轻快。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 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分量，犹如一个强壮的拳击手 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中那个老 拳击手汤姆・金，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汤姆・金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 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 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赛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 强有力的、充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了。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输的可能 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以致把好端 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宝座上掉到第三名。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中闷 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要不是竞技状态如此不佳，要不是可恶的“四人帮” 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能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 时，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宝座，那 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可能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 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 　　我保持着镇静，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扬，输了棋垂 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在 比赛中，对局双方往往为了那似乎微不足道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子、半个子绞尽脑汁， 激烈争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一个赢字。更何况为了要打好一场比赛，一个棋手平时 要花多少代价？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 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干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虽然他总有真正 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谢拯救围棋事业的人们。为了 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 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免谴责自己失去桂冠后的痛苦心理，这种心 理带有自私性。谁都希望年轻棋手能早日战胜我，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事业的发 展。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不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吗？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 怀、王幼宸等前辈为了培养我这一代围棋手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传授棋艺时毫不保 守，在比赛中被我击败时多么坦然。我继承了他们的棋艺，他们的好品德也影响着我。 今天我看到聂卫平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继承了我这一代人的棋艺，并由此向新的高 度迈进。在围棋事业上，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和自豪呢？ 任何强者迟早有被击败的一天，新的总要取代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个强 者都有他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越短，则事业发展越快。吴清源在日本能称霸20余年， 从他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多少有些遗憾。日本围棋界进入60 年代后，坂田、林海峰、石田、加藤、武宫、赵治勋以及藤泽和大竹等强手，一个接一 个，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围棋舞台上。有的棋手黄金时代才短短的一二年，从他个人来 说，实在太短暂了，但事业是兴旺了。我的黄金时代已维持了11个年头，我还要怎样？ 我真羞愧，同时我也真正地为聂卫平的成长而高兴。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得 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了精神的升华。这如同我们每个人都被父母养育，又都有义务养 育自己的下一代。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繁衍、不断发展。 　　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者，我是胜利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