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黄峥：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是什么时候？是到哪里？ 王光美：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 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 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工作。所以对外讲张 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 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 少奇的母亲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 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跟我一起到了 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队。 黄峥：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 议。您有没有参加会议或者参加讨论会议文件？ 王光美：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12月 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 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 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 向他汇报我在高镇大队“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 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 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 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 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 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 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 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 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 就回乡下去了。 黄峥：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 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 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 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 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 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王光美：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 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 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12月21日我回到乡下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 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 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 的。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 月3 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 mpanel(1); 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 找见。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 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 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 没法向他解释。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 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 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 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 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主席的这 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 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 ：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 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 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 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 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 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 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 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 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 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 少奇不敢再说了。 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 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 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 集的会议，一次是1 月3 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 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 月4 日 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 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 过后才结束。《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 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 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问问“小脚女人”指 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 “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来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 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法会引 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 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 人”的提法仍保留着。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 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 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 “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 “嗡”了一下。 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 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 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 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 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 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 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 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 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 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 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 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 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 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 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 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 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 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 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 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 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 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 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 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 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 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 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 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 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 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 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 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 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 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 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 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 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 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 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 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 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 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 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 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 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 月 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 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 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 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 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 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