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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 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 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 希望好好谈一谈。 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有一天,陈伯 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 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 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 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 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 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 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 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 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 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 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 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 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 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 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 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 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 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 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 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 让组织为难。”1966年11月3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 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 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 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 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 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 “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 mpanel(1); 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 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1966年11月底的一天, 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 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 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 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 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 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 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 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 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 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 苦啊!“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 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黄峥:到了1966 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 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 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 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 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 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 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 年1 月3 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 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1967年1 月6 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 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 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 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 段。 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 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 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 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 安全。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 到平平。 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 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 :“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 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 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 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 支持我们搞的。”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 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 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1967 年1 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 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 :“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 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 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 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 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 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 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 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 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 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 接受任何处理。1967年1 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 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 “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 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 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1967年1 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 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 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 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 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 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 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 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 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 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 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 “她哪儿编得出来?”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 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 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 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 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大约1 月16、17日,中 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 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 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 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 “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 了一句:“总理,你真好。”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 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 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 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 奇仍是相信主席的。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 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 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 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 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6 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 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 最多,6 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 “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 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 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 要,我随时给。”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 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 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 月份以后,处 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王光 美:1967年3 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 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 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 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这样的话。4 月1 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 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 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 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 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 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 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 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 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4 月6 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 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 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 卫生、自己打饭等。4 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 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 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61人叛徒集团”问题时, 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 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 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 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 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4 月8 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 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 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 月8 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 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 才恢复。4 月9 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 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 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 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 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 “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 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 月,我就不再过问中 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 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 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 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 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 “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 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少奇平静亲切 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 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 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 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 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 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 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 走向自己的办公室。4 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 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 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6 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 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 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 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 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 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 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 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 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 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 “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 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 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 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 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 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 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 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 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 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造反派将我拉到 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 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 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 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周总理为保 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 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 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 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4 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 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 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 “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 言和申辩的机会。4 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 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 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 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 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 看到就不知道了。5 月8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 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那些 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 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少奇说:“怎么也不行。 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6 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 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 更不敢对我们留情。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她为了把我 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 报。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 把情报送出去。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 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 一些来往。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 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 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 枉杀无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杨 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 自行车上班。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 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可江青一伙竟大做 文章。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 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 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 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 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 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 病床上。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 录音。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 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江青一伙 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 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 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 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 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 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 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 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 小煤球炉子,很困难。1967年5 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 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 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 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那时平平也被 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 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 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 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 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 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 重,1972年7 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 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 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 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 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 堪想像。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 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 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 :“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 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 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 “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 里边生的。”刘少奇和小女儿潇潇(小小)在一起(1964年)。带走不行,不带 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 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 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 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 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 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 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 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 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 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 小,失声痛哭……7 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 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 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7 月18日一早, 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 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 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 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 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 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 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 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象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 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不一会,造 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 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 人民写的。”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 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 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 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 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在 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 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 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 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8 月5 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 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 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 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 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 :“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 宪法还在, 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一天是将少 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 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8 月7 日,《北京日报》上发 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 命事件”。 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 ‘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 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 都是同这些相反的。” “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 何回音。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 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 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 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 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 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 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 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 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 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 。刚进去那会儿,押我 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 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 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 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 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 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 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 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 “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 磨时光。 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 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 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 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 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 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 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 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 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 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 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有一阵子忽然要 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 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 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 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 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 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 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 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 是王光美。 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 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 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 震棚里。 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 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 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 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 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 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 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 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 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 下去。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 不是保卫,而是监视。” 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 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 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 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 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 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 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 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 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 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 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 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 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 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 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 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   虹桥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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