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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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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 “汽车刚开出不远,迎头一队骑兵跑过来,围着汽车这一队骑兵,立刻刀出鞘,子弹推 上膛。等来到近前才知道是传杨宇霆(实际是张作霖、杨宇霆――笔者)的命令:‘把郭松 龄和他的太太就地枪决!’这是怕中途被劫走。大汽车停下了,王永清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 拉下车来。骑兵在外围,步兵在里圈,围了个大圆场…… “韩淑秀看着凝目沉默的郭松龄,她在心里想:茂宸哪,想当年,你在广州讲武堂,毅 然参加同盟会(实际是在四川陆军当连长时就加入了),提枪北上武昌,投身辛亥革命,这 是何等英雄。 “郭松龄在刹那间看着韩淑秀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五四”运动,在天 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这是何等豪 迈。 “秀,你还记得新民县城怒斥日本领事的情景吗? “韩淑秀多么明白男人的眼神,她在心里回答:记得! “那时,人海横流,炮火满天。茂宸你临危不俱,大义凛然,斜视太阳旗,白眼日本领 事,慷慨陈辞,怒斥日寇,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何等的自豪!她不由大 声说:‘将军!你生平最爱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今天,我要对酒高歌,为将军高吟 一曲,以壮行色!’ “‘好!秀,你唱!我来为你击节!’郭松龄往前猛地迈出几大步,这几大步就是他头 顶青天脚踏大地击响的拍节。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引吭高歌起《国殇》 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① 这里浓墨重彩、满含深情叙述的是张学良的挚友,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方期壮志 可酬、不料败倒荒郊、英雄饮恨的悲壮场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也是 一位爱国军人。年轻的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受训时,与他结识,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 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 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 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 改造奉军之夙愿。”②郭松龄虽矢志革新,但那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并无多大名 气,可以说是地位卑微,和奉军中张作霖的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后来他的一切作为 和成就,跟他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固然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也是分不开 的。张学良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 是我。” 不料,不久后,这一对好得简直象一个人似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矛盾,走向了两条不同 的路,虽然还不能说已经一刀两断、甚至完全是分道扬镳,但毕竟是各择其所,并终成永诀 了。 mpanel(1); 微黑的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蓄短胡、魁梧奇伟的个头、胸挺颈直、仪表堂堂的郭松 龄,是辽宁省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人,生于1883年。他名松龄,字茂宸。他早年在私塾 里念过书,后因家贫辍学,给人家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俄等帝国 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投身军旅, 以报效国家。他先任职于北洋陆军,后随朱庆澜调往成都驻防。在此期间,他与新军中的革 命党人接触较多,积极参加覆清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在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 中,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暴动,拥戴朱庆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川军 将领发动兵变,反对客籍将领治川,朱庆澜离开了成都。郭松龄亦辞职回奉。 那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正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心惊肉跳,惶惶 不可终日。郭松龄联络革命志士,意欲乘机举事。不料,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革命党人的起 义计划遭到破坏,张榕等人被暗杀。不久郭松龄也因“剪发易服”而又“身畔挟有民军护 照”而被判处死刑,当局准备将他斩首。这时的郭松龄,也不再对生抱什么幻想,亦认为是 必死无疑了。 可是,说起来也真有点离奇,一个行将问斩的死囚犯,后来竟死里逃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 原来,是由于有超人胆识,被誉为“巾国英雄”的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 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③并 应聘当了张作霖的教训队的教官。 至于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结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张学良追求进步、崇拜 英雄人物的一种心理要求。郭松龄虽然不能说在那时名气多大,但却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 教官,在战术讲堂上,他“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 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 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 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 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 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 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④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郭松龄是个上进心、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 仅是个好样的教官,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治军有方,指挥若定,率军作战,总是身先士 卒,冲杀在前,成为奉军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不幸的是,论功行赏往往赏不及郭松龄, 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刺地问他: “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 什么混头。”郭松龄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心想,让你得意,这口气我权且忍了,来日方 长,咱们走着瞧。不想郭氏时运不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刻苦练兵,训练得法, 他带领的队伍,成绩冠于各军,以致“忌之者亦日众。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 佳,未必善战。盖当时统兵长官,多由胡匪出身,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而惟以能战自 豪。以公出身学堂,无战事经验,故以此讥之。”⑤ 不消说,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 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 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 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 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 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 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 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 ‘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 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 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 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 (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 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 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 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 “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 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 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 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 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 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 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 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 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 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 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 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 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 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 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 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 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 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 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 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 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 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 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 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 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 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 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 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 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 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 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 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 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 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 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 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 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 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 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 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 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 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 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 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 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 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 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 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 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 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 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 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 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 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 “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 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 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 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 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 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 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 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 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 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 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 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 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 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 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 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 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 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 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 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 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 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 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 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 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 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 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 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 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 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 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 ‘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 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 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 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 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 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 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 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 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 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 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 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 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 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 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 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 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 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 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 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 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 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 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 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 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 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 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 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 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 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 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 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 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 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 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 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 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 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 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1926年7月―8月第一版连载) 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 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 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 “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 辑,第161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 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 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 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 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 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 “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 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 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 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58页)高金山先毙韩淑 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 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 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 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 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 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 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 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 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 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 ‘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19 81年9月28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 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 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 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 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 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 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 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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