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淮南与陕北 一、“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1939年春潘汉年重返情报战线以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港沪、奔走于沦陷 区与根据地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敌营之中、周旋于魔鬼之间，不仅获得了不 少有战略意义的情报，而且利用可靠的情报网络，出色地开展了党的保卫工作。 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一部分新四军干部，包 括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先后辗转到香港、 上海。经潘汉年之手，妥善地安置了他们的生活与隐蔽之所，并亲自布置交通联络 站，使得许多干部得以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 进占香港， 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精心组织，将在港的300多位文 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而潘部设在香港的秘密机关和电台人员也 都在这期间安全撤离香港。 1942年夏，潘部由张志申负责设在孟述先、苏利民夫妇处的电台被日方电侦搜 查。由于潘汉年事先关照，该处几位同志机智地将收发机和天线藏在假三层的夹缝 中，壁上糊着墙纸，开启处用墙纸的条纹图案遮住，前面再放上一张茶几，因而未 被日本宪兵发现。当时有人主张立即撤退干部，但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 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户主及住房的保人，坚持不露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 全撤退。随着日军进入租界，整个上海出现了“军宪环伺”、“密探如毛”、“汉 奸为虎作伥”的局面，上海地下党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保证地下 党同党中央的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领导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将设在 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部分有必要撤离的党员，分批撤到华中各抗日根据地。 从上海撤到淮南根据地， 危险很大， 困难重重。那时日伪正在进行大规模的 “清乡”，车站、渡口都设有封锁盘查的“检问所”，不易安全通过。但潘汉年似 乎胸有成竹。原来，潘部此时已经同苏北根据地建立了两条交通线：第一条通往华 中局，这是主要的、经常的交通线；第二条是通往皖北新四军第七师驻地，这是辅 助的。潘汉年对所有出入交通线的同志都亲自交代任务，制定周密计划，根据敌情， 巧于应付，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有一次，交通员何荦奉命将《整风文献》带到上海 面交刘人寿。当时既不能派人分散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缩微胶卷的条件。 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正在这时，潘汉年为他设计了一 个迷惑敌人的“障眼法”：先把党的文件密封，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封 套上按照当时习惯，用毛笔恭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的伪衔某某 亲启，下款则书写汪伪镇江特工站某某缄。何带着这个密封文件，一路避过了敌伪 的盘查，通过了几个关卡，终于顺利到达上海，将文件面交刘人寿。 由于第一条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为镇江。在潘汉年案件的大量卷宗里，就有一个 所谓的“镇江事件”。这是“文革”中“四人帮”强加于潘汉年的一大“罪行”。 “镇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mpanel(1); 事件发生于1942年1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形势更为危急，根据党中央 的指示，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 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是省委书记刘晓、省委组织部长王 尧山以及学委书记张本和赵先。这时，正好潘汉年也奉命撤退，于是他建议刘晓和 他一起走第一条交通线。刘晓与王尧山商量之后，决定随潘汉年同行。 行前，潘汉年通过胡均鹤找到李士群，告诉李他准备到淮南新四军那里去一趟， 同时还有几名“商人”同行，希望李能够提供方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李士群表 示同意，还特地指定胡均鹤专程到镇江与特工总部设在镇江的特工站站长刘毅相商， 对潘汉年一行经镇江渡江北上之事作具体的布置。 得到了李士群的保证，潘汉年即通知刘晓，要他们抓紧做好起程前的准备工作。 11月初的一天晚上， 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4人相约在南京路四川路一家 旅馆集中，次日黎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等候潘汉年。不一会儿，潘 汉年从店堂后面走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 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几乎使赵先等人难以辨认了。 稍过片刻，已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将他们送到北站。大家将行李托运之 后，便乘上了豪华的二等车厢，离开了上海。 车到镇江之后，穿着西装的刘毅与身穿长衫的胡均鹤，早在车站迎候，将他们 5人接至金山饭店。 下午，由胡、刘做向导，游览了金山寺等镇江的名胜古迹。到 了晚上，王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对赵先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 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你要当心。”第二天， 潘汉年告诉大家，有个伪方军官要请吃饭。当时刘晓对是否接受邀请有些犹豫，面 有难色。潘汉年解释说：“胡均鹤、刘毅他们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 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是没有前途的，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 他们面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一说，刘晓就同 意去赴宴。席间，潘汉年谈笑风生，但话题始终限于金山寺等风景一类，有关政局 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清晨，潘汉年等一行人乘坐机帆船前往仪征。刘毅亲自护送，并派了几 个年轻的伪军随船同行。当天下午便到了仪征县城，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住了一 夜。次日天蒙蒙亮，刘毅便带了几个挑夫，帮他们挑着行李，一同离开客栈。其间 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刘毅同守门的伪军交涉之后，潘汉年一行出了城门。但刚 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潘 汉年用两手围着嘴，威严地斥责城墙上的伪军：“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 混蛋！”经这么一训，城墙上的伪军乖乖地放下了端起的步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过了这一关，大家又走了十几华里的泥路，便到了敌我交界的地区。在一个小 山岗上，有几个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在站岗放哨，命令他们：“站住，不准动！”潘 汉年走上前去，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 就这样， 他们进入了新四军二师的防区。之后，又经过3天跋涉，才到达淮南 根据地。在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受到了先期到达此地的刘长胜、沙文汉、 刘宁一等同志的热烈欢迎，情景甚为热烈。这一天刚好为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 即1942年11月6日。 对于这次“镇江之行”，赵先写过一篇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甚至把一些细 微末节也写上了。有一天晚上，他们被一个乡长带到一个小饭铺里，饭后，主人夫 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就算是潘 汉年他们的床铺了。赵先写道：“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 我和张本合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 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 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 ‘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 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 糕’。”赵先在这篇文章的收尾之际，对“镇江事件”作了如下的说明： “1942年我们五人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根据地时，途程一星期，一路上 神秘紧张，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情景，每一想起，常使我们泛起许多美 好的回忆。万没想到1955年潘案发生后，这段和潘同行的经历，变成了洗 不清的耻辱，卸不了的“罪行”，成了我走上二十年坎坷道路的开始。到 “文革” ， 我们的淮南之行又被称之谓“镇江之行”，立为重点专案。 1967年秋开始，从北京来调查此案的纷至沓来，纠缠不清，我被迫一篇一 篇地写“交代”。后来只好把自己写的“交代”留下底稿，以后就千篇一 律地照抄。至于说潘汉年那次带了武装伪军在新四军地区清乡以致死伤了 不少新四军战士等等越来越离奇的查问，更使我啼笑皆非。” 这就是所谓的“镇江事件”！但历史是公允的。强加于潘汉年的这一“罪证” 随着潘案的平反而被彻底推翻。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所作的平反通知中指出，潘 汉年“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地下联系的畅 通，而且当环境恶化时，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领导同志和大批干部，安全地 撤回根据地”。 二、扬帆的肺腑之言 潘汉年这次到淮南根据地后至1944年11月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之前，除两 次短期返回上海、南京等地办理公务之外，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两个春秋。在这段 时间里，他以中共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书记兼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身份，遥空指挥以 上海为中心的敌占区情报工作。他通过交通员何荦和主要助手徐雪寒等人往返于敌 占区和根据地之间，传递情报，布置工作，运送物资，掩护有关人员进出，仅经过 镇江这一条交通线，就先后护送了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夫妇、孟秋江、董慧、沈谱 （范长江爱人）、邹韬奋儿子等。同年秋，潘汉年让何荦送一笔钱到无锡乡下八字 桥附近， 接济吴玉章的亲属。 让刘人寿在上海采购有关药品经何荦送到根据地。 1943年春节后，潘汉年还亲自护送组织上分配给潘部的情报人员吴小佩、范小凤、 陈永箴等5人，经镇江潜回上海。其情景同淮南之行十分相似。 在这段时间，潘汉年还经常在干部训练班及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内容一般是党 的情报、保卫工作，他善于言辞，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而且“说话语句不重复， 语言朴素， 条理清楚， 内容详实，要点明确”。此外，他还结合整风，作过题为 《反对党八股》、《关于党的纪律和民主》等学习辅导报告。亲耳玲听他关于《反 对党八股》报告的戈扬，40年之后，还记忆犹新，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 我党二十二年党八股的发展过程，用生动的例子从领导工作、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 等方面，历数了党八股的罪状，不时引起全场大笑”。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十分关心和注意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或作 报告，或与人交谈，他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对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并 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让现在的工农都能读懂，而是要求作者去描写他们的生活 与斗争，得到他们的共鸣，使他们振奋。有些作品可以为提高了文化的和将来的大 众服务。又比如对文艺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关于作家的理论修养问题、关 于青年文艺爱好者的苦闷问题以及创作上的问题等，他都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富于 哲理性的见解，给人以启迪，甚至叫人达到了“终生难忘”的程度。 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又因为不同于在敌占区工作那么 隐蔽，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就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还是戈扬，她回忆当时与潘汉年相处时说： “晚饭后，经常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同志’来串门。这位‘老同志’矮墩墩 的，圆圆的脸，满面笑容。他就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坐在小板凳上和我聊天，一聊就 是几个钟头，天黑才走。” 潘的副手、时任华中局情报部副部长的徐雪寒，在与潘共事过程中，深切地感 觉到潘“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 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 1943年春调到潘部担任交通工作的何荦，他的回忆更为具体：“汉年同志谦虚 谨慎，平易待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听 取并记录要点。研究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遇到不同意见，也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量，求得统一。他的工 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 总结工作和分析敌情、部署工作，不只是靠一些情报和下面的报告，还包含着自己 的亲见亲闻，因此他的意见总是能比较符合敌情和对敌斗争规律，很有说服力。他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如有敌占区的情报或 工作报告送到，也是立即拆阅，决不拖延。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 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大费目力，只 好借助放大镜来工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当时给中央情 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 对潘汉年的为人和品格，最有切身体会，甚至对他感恩戴德的，恐怕莫过于扬 帆了。 扬帆，原名石蕴华，字炎，1911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同潘汉年的家世 颇有相似之处，扬帆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扬帆的曾祖父是位久负盛名的画家， 祖父是当地一个行善积德的医生，父亲石立则是个诗人，且写得一手好字。到扬帆 高中时，因家道中落，他便只身来上海投奔叔父石英。依靠石英的资助，于1932年 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理学院。在大学期间，扬帆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 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受地下党派遣，到南京戏剧学院任总务主任。1937年抗战前 夜来上海，以殷杨的笔名，担任《译报》编辑；同时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任该会 艺术组组长，分管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群众团体，期间写过不少诗文和戏剧 评论文章，编过许多小戏，曾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38年上海沦陷后，扬帆辗转到达皖南，穿起了军装，在新四军军部任政委项 英的秘书。不久奉调军法处任科长、处长，从此，便与公安、政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皖南事变之后，他有幸突围成功，并且历经艰险至苏北盐城，任新四军第三师保卫 部长。1942年夏，军部在盐阜区的卖饭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专门接待由香港 和上海等地撤回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扬帆由陈毅亲自任命兼任“文化村”村长。 此时的扬帆，在人们的印象里，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工作干部，又是一位有着 怪癖的才子。“从表面上看，他瘦骨铮铮，衣冠不整，烟不离手，有时还爱喝上点 酒，遇到不顺眼的人和事，以白眼视之也是有的，颇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 然而他又与范爱农不同，他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战士，勇于实践，所担负的又是阶级 斗争第一线的工作。他文思敏捷，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分析问题往往一针见血， 是一般人赶不上的。” 就是这么一位既有“怪僻”，又有“傲骨”的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的人物，在 1943年下半年，在淮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首次挨整，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 生命，亏得潘汉年坚持原则，鼎力相助，才使扬帆得以避免了一次厄运。 企图把扬帆一棍子打下去的是康生和饶漱石。 此时的延安，正进行着一场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这场错误运动由康生一 手控制，他利用“整风”为借口，把许多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而来投身于革命的知识 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一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扬帆在南京戏 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说是自己在戏校由老师石 蕴华介绍加入“救国会”组织，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康生当然明知“救国会”是 抗日爱国的进步团体，但因戏院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因此他 就硬是把该校“救国会”和C．C派活动联系起来。1943年10月，康生密电华中局， 指令华中局的保卫部门立即将扬帆逮捕。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盐阜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长扬帆，突然接到紧急通知， 要他即去军部“开会”。待扬帆匆匆赶到天长县黄花塘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他 宣布“缴枪”的命令，并当场逮捕了他，要他交代在南京戏校的问题。怕扬帆逃跑， 饶下令给他戴上了脚镣手铐，将他关进了破旧的砖瓦房监狱。 扬帆被捕，令饶漱石暗自高兴。饶是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 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 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1935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皖南事变后突围至上海，经潘汉年的 情报交通线，秘密进入苏北根据地，并先后担任了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 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等职。1943年后，饶担任了新四军政委、华中 局书记，成了淮南根据地主持负责实际工作的第一把手。但这位号称“小毛泽东” 的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份”；很 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谋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 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他利用整风之际，挑拨部分干部反对陈毅。 因为饶知道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曾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 书记的历史往事，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干部随便谈过这段使他难受的历史。于 是，他找干部谈话，说陈毅“反对毛主席”，诬告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 记、企图取而代之，并召开会议策划对陈毅进行批斗。 几乎与饶漱石同时到达淮南根据地的扬帆，对饶漱石的做法表示不满，他公然 站到了陈毅的立场上。对此，饶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康生来电下令逮捕扬帆，这对 饶漱石来说，正好给了他一个报复的机会。于是饶漱石决定并经华东局讨论通过成 立三人小组审理扬帆一案。三人小组由潘汉年任组长，胡立教、梁国斌任副组长。 不过，在饶漱石心里，他不仅想要整倒扬帆，还想借扬帆之口，嫁祸于陈毅。 因此，在第一次审问扬帆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据扬帆回忆，饶在审问时 根本不查他的历史，劈头就说：“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 在我和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代出来。” 饶漱石的用意，真是昭然若揭。但扬帆不愧是一个硬汉子，而且做事光明磊落， 能有什么可以交代的！饶一计不成，便让潘汉年出场。 在这场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潘汉年客观上是可以远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因 为潘当时在新四军军部不担任任何职务，军部这场人事纠葛也与他无直接关系，他 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从而与双方都平安相处。但这位三十年代的文坛 骁将，党的情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斗士，对饶漱石的做法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持批 评的态度。他为陈毅鸣不平，对饶很有看法，并将自己的意见和其他干部交谈过， 有时在背后还戏称饶为“小胡子”。 “这胡子的来源很有趣，因为饶漱石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唯恐别人看他太年轻， 威望不够，许多老同志甚至叫他‘小饶’，他很不高兴，因此蓄起小胡子来，看上 去好像一个年高望重的老前辈。” 潘汉年看不惯饶漱石这套整人的谋术，而对陈毅，他不仅敬重这位儒将加诗人 的才气和人品，也为他的韬略与战功所折服。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赠给陈毅，诗 曰： 韬略经纶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庾岭三年惊贼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足见他对陈毅的崇拜了。 按照常规，潘汉年这种做法，是党内生活所许可的，是他胸怀坦白的表现。作 为一名党员，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理应旗帜鲜明。但他因此而得罪了饶漱石，付 出了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饶漱石让潘汉年出来处理扬帆事件，这是中社部康生的意见，还是饶漱石对他 的一次考验，让他选择到底站在陈毅一边，还是站在他饶漱石一边？无论是出于什 么原因，潘汉年仍然坚持他的党性原则，仍然坚持他一套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实 事求是，与人为善。 潘汉年与扬帆过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到淮南根据地后也没有过多的交往。 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文化村”的几次相见中，扬帆的人品、才干，给潘汉 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况且，潘参加三人小组后审查了扬案的材料，发现扬帆被怀 疑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地下“救国会”问题，而“救国会”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 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相交甚 密。“救国会”曾在各大城市均有分会，南京戏校的“救国会”组织当然不会例外。 据此，潘汉年初步认定了扬帆是被冤枉的。几个月之后，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里， 潘汉年在新四军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关押扬帆的牢房。由于天气寒冷， 扬帆被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扬帆一眼，把卫兵叫来， 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 “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扬帆简单扼要地讲讲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经历，然后 着重讯问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后在南京戏校的历史情况。扬帆一一作了 回答，每到关键处，还提出了有力的证人。对此，潘汉年觉得满意，并越发相信扬 帆是无辜的。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尽管扬帆对潘汉年不太熟悉，但他早已听说过潘的许多 传闻。等到接受潘汉年审查后，他的心里似乎踏实多了。其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将潘汉年与扬帆的情感拉得更近了。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多年之后，扬帆作了说明： “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 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 送给潘汉年的扬帆在牢中写的诗词中，有一首是记挂遭饶漱石排挤的陈毅军长， 诗文是这样的：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 热泪如潮涌榻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 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 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 含悲依旧抱头眠。 仲弘即为陈毅的字。看了扬帆的这首诗，潘汉年既为诗中那种“深切的感情、 诚挚的友爱”所感染，又更加同情于扬帆的处境。作为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他坚信 此案定能真相大白，一洗扬帆之冤屈。不过时辰未到，于是挥笔写了一首题为《慰 炎于狱中》的诗，暗示其受冤，表示同情，予以安慰： 面壁高歌字字真， 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扬帆看了这首诗，“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 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 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 谩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 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 凄凉伴我过年来。 新春一过，扬帆又写诗一首，既感叹于自己的不幸，又表达了对潘汉年“巨眼 识人”的无限感激和敬佩之情： 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