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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夺权・掌权 5   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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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 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 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 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段语气急迫,散发着农业大国特有的焦虑和担忧的文字摘自中共中央致全国 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公开信。这段话作为黑压压的通栏标题浩浩荡 荡地登在196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 上。当时,春耕在即,而城里的造反夺权 风潮在中央的鼓励下波及农村,中国农村大乱。 一天,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的陈永贵坐着吉普车追赶一伙红卫兵。他想把这 伙到处煽风点火的学生赶出昔阳,他甚至准备动武。别人不敢惹红卫兵,陈永贵敢。 被追赶的是一些自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城里来的学生。他们摹仿着老 一辈革命家不避艰险地狂热工作,因此也显得能量极大。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 队书记被打倒了多一半,各个村庄群龙无首,你打我斗,种种积怨一齐拥了上来, 春耕生产受到巨大威胁。于是陈永贵就动员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回校闹革命, 换句话说,别在昔阳添乱捣乱。实在没有盘缠走不了的,县里给掏。 有一伙红卫兵软硬不吃,铁了心非要在昔阳闹个星火燎原。陈永贵火了,听说 这些人正在井沟大队闹,就带上人从大寨赶到井沟。井沟的一位姓赵的大队干部是 陈永贵的过继女儿的生父。这位老赵一向佩服陈永贵,曾听说老陈的老伴想领养个 女儿,就跟陈永贵说:“老陈,我有好几个女儿,给你一个,咱也攀个亲。”如今 这位亲戚也被打倒了,挨了斗。 陈永贵带人追到井沟,得知红卫兵已经跑到留庄闹去了,便又赶到留庄,又追 到沾尚,最后在王寨追上了那些红卫兵。这些人果然能闹腾,正在王寨火上浇油地 揪斗大队干部,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捣乱”[1] 。陈永贵当了半辈子大队干 部,最见不得人整大队干部。当下就命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两位红卫兵不服,挣 扎着申辩,陈永贵手下的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陈下了命令就得执行,把两个革 命小将五花大绑押送到省军区处置。[2] 处理完此事,陈永贵就要上吉普车回大寨,打开车门刚刚跨进了一条腿,一位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忽然扑了过来,死死抱住陈永贵的腿,哭道:“我知道你能见到 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 部。”[3] 原来这位老太太的侄子是这个大队的干部,被夺了权,挨了斗,还游了街。这 还不算,老太太一家老小也跟着受了牵连,不许参加会议,被说成是保皇派,大喇 叭里天天指名道姓地骂。老太太哭诉道:“你能见了毛主席,你给我们代问毛主席, 这一个人犯错,这全家亲戚朋友都受连带?”[4] 陈永贵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太了解大队干部了。这伙人一年到头 吆三喝四,没有不得罪人的。上边号召打倒肯定就有人响应,而且必定将家族纠纷 连带进去。这么闹下去可就要天昏地暗了。而且农村聚族而居,一旦出了人命,冤 仇一结就是几代,不知哪辈子才能有个了结。 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 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 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 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 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 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 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 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 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 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 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 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 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 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 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 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 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 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 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 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 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 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 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 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 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 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 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 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 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 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 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 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 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 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 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 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 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 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 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 定有多少感谢的”[5] 。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 治上的代表。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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