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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参政山西 5   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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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 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 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 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 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 “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 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 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 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 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 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 个不字。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 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 稿子。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 顺达敬过酒。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 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 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 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 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 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 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1] 。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 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 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 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 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 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 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 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 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 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 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mpanel(1);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 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 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 潮的文章。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 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 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 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 异议而作罢。次年,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 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 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 在昔阳的带动下,山西各地纷纷仿效,一时以过渡为革命,以过渡为光荣,过 渡成风。林彪倒台后一批极左,谢振华就抓住了这个穷过渡批了一通,说这是受了 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等等,最后下令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退回到生产 小队核算。 这股暗暗瞄着昔阳的纠左风来势甚猛,陈永贵极珍惜的过渡成果毁于一旦,直 把陈永贵气得几年后还骂娘。“他妈哩!”陈永贵骂道:“把大队核算就批了,都 下放下去了!”骂出一句国骂之后陈永贵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你们可不要说陈 永贵在大会骂谢振华他妈哩。他妈哩,这是口语。注意一下。”说完又摇头叹道: “他都给批了。哪是批什么极左呀,都给批了,……就是要对着昔阳,搞昔阳!” [2] 批极左之风深得人心,越刮越猛,批了穷过渡又批共产风,批一平二调。1972 年秋收前后,昔阳撑不住了。县委班子内部有王金籽动摇,怕犯错误。李韩锁更是 提出暂时解散县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他说年成不好,让劳力回家帮帮忙。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靠平调劳力组建起来的专业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秋后, 昔阳四千多人的基建专业队有三千人悄然下马,热闹了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 中断的危险。 陈永贵急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会不知道批极左 的来历。他非常尊敬周恩来,可是批极左误了他的大事,谢振华又逼到了家门口, 他也不能不反击。陈永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对于内部 的动摇分子,陈永贵更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陈永贵冷冷地宣布:“过去我们昔 阳有个张润槐,现在又出了一个李润槐!” 在场的李韩锁听了,心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为什么老陈说这个新走资派姓李? 领导班子里就他姓李呀!李韩锁越想越怕,知道凶多吉少,便怀着大祸临头的预感 小心过日子。果然,陈永贵很快找个茬,把李韩锁一手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 记发配到农场去劳动。 这时谢振华提拔李顺达当了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为了在大面上照顾平衡,同 时也让陈永贵兼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陈永贵立刻以晋中地委书记的身份将李韩锁 调离昔阳,让他坐上晋中地区第二把手的交椅。李韩锁明白,就是山西省委的一个 副书记也未必有昔阳县委负责人的名声和权力大,当个地委副书记是明升暗降。但 是陈永贵这么做已经很念旧情了,他完全可以把李韩锁批臭。李韩锁后来在张怀英 身上亲眼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永贵反击不久,毛泽东也开始反击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 月1日,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批透,‘左’ 的批不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 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 日报大批“右倾回潮”,不同意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 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 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3] 张春桥和姚文元迅速毛泽东的意思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中国只许批极右,不 准再批极左。 陈永贵大胜,昔阳愈发扬眉吐气地反右倾鼓干劲。只剩下几百人的农田水利专 业队重新上马,一直上到六千人。又新上了六百多个工程,整整闹了一冬。地里大 干,县里大批。昔阳县委常委几次开会批极右,把名义上还算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李 韩锁从地区召回县里挨批。李韩锁接到电话不敢下来,几百里奔回昔阳,只得到当 年的战友们的一顿痛斥,说他立场有问题,路线有问题。这位在官场上闯了大半辈 子的地委书记竟被批得呜呜痛哭。 陈永贵得意浓时不肯止步,几个月之后,又被谢振华抓住把柄在周恩来面前告 了一状。 1973年4月,山西省要召开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陈永贵与山西团省委有宿怨, 1964年12月毛泽东请他吃饭,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大寨,而这年6月召开 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竟然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 陈永贵后来权力大了,就多次重提旧事,将团省委敲打一番。再说,共青团是共产 党的助手,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定谢振华反大寨,不让大寨团 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大名鼎鼎的大寨团支部抵制大会,意味着这个会根本就没法 开了。正巧,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抵达大寨参观访问,谢振华 赶去接待, 乘机就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4月23日,周恩来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 后,陈永贵遵命改正错误,亲自带领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4]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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