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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向真 阎纯德 把一生的爱和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儿童文学创作并有其成就的,在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史上,就女作家而言,除了冰心,我们还可以数出黄庆云、葛翠琳和杲向 真等人。总之,可谓真正是寥若晨星。 杲向真已经七十多岁,她在她的智慧和为孩子们的辛勤耕耘中,有一个永远的 “童年”,因此被人称为“上帝的孩子”。 从1978年我便开始追踪这个“上帝的孩子”;我已经累了,她却还在连跑带跳 地向前奔。1992年11月18日,北京作家协会组织召开了“杲向真儿童文学创作研讨 会”,但这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是她创作文末的句号;肯定也好,鼓励也好, 安慰也好,对这位受人敬重、孩子爱戴、淡泊明志、不卑不亢、不惊不躁、安之若 素的她,荣和辱并不重要,她只有慈母的情怀和写作的真诚。 我重新认识她,也从头数起她的足迹。 星期日,一个普通的早晨,七点来钟,北京图书馆门前,已经排了个二百多人 的长蛇阵。长队的第三十人,是一位不讲究服饰、两鬓斑白的妇女,书包里装着鼓 鼓囊囊的书稿,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她那沉郁的面部表情里,发现一丝淡淡的笑 意。等大门开了的时候,后面的人流突然变成一个浪头,她夹在人丛中,被左推右 撞地带了进去,衣扣也挤掉了两个。她,就是刚刚重返文坛的女作家杲向真…… 白皑皑的灰石山,绝色的田野,一条琥珀色缎带般的运河,一簇簇浓密的树荫 遮掩着的村庄……那是她的故乡:江苏省邳县窑湾镇。 1920年,中国还是一片黑暗。在窑湾镇一个很穷的家庭里,杲向真诞生了。她 的老家原在邳县农村――杲堂子。据说杲姓的祖先本姓颜,唐朝安史之乱时,大书 法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因触犯了皇帝,要抄杀满门,才不得不去掉颜字,以杲作 姓,逃散各处,有一支在邳县农村安了家,以后这村子就叫杲堂子。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店员,母亲是一个普通的 家庭妇女,生下三男三女。杲向真排行第四,原名杲淑清,因母亲早逝,生日不详。 但参加工作后,那些表格上,她的生日总是写着:9月28日。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 期,国难当头,在武汉,她结识了一位朋友,以后成了她认识和信仰马列主义的启 蒙老师。这位朋友给她取了一个寓意颇深的名字――向真。在人生的长途上,为了 纪念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师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革命友谊,她把他们相遇的日子9月2 8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窑湾是一个小乡镇,镇中心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石板路。街道两旁店铺里的人, 站在柜台里就可以互相对话。穷人不能住在镇子里,她们全家住在镇外一间半出门 就是运河的茅草屋里。房顶经常被讨厌的风撕破,下雨天,草屋便成了“水帘洞”。 这个穷家是穷人的一切,它给杲向真留下一串难忘的储满运河风光的记忆。浅浅的 运河水,只要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儿,就可以趟水过河。河那边是碧绿的田野,远处 影影绰绰的是她叫不清名字的村落……她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家很穷,但穷 人家的孩子却有自己的乐趣。我从小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约束,我在运河里摸鱼 捉虾,同小伙伴打水仗,爬梯子在屋檐下掏麻雀,在乱石堆里逮蛐蛐,和男孩子一 样……” mpanel(1); 九岁那年,她进了镇上一所收费不多的耶稣堂小学。但童年的乐趣并没有因为 读书而消失,仍喂着一只小麻雀。当它能展翅高飞的时候,便把它的翅膀剪短,使 它能飞,却飞得不高、不远。清晨,把它撤上屋顶,任其嬉戏、觅食、晒太阳;放 学回来,只要唤一声,它便飞下来,站在食指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亲昵地望着 她,啁啾着,等待着给它喂食。小麻雀是她童年亲密的伴侣。每当她看到庭院里自 由雀跃的鸟儿,她便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那只爱鸟儿――小麻雀。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是不能没有母亲的。但是在她十岁时,家庭遭到了不幸― ―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为了还债,父亲把家中的床铺、桌凳和炊具都 抵了债,幸好是夏天,一家人在天主教堂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住了一夜,天一亮, 她便同哥哥、姐姐到了南京,一起进了贫儿教养院。这所贫儿教养院,是为了纪念 黄克强(黄兴)烈士,由他的夫人徐宗汉女士用募捐得来的钱款筹办的。收容的儿 童,多是与黄埔军校军人有关系的遗孤。他们是由堂哥――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 生――介绍进去的。在这里,她第一次从一位老师那里知道了世上有穷人富人之分, 模模糊糊地懂得了阶级,听到了共产党的名称。这位名叫李涤尘的老师(是章蕴的 丈夫),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是他,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播下如 何认识人和社会的种子。他们进贫儿教养院不久,堂哥因为有“亲共”嫌疑而被捕, 关进了南京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后来他们去探监,杲向真才看到这位可敬的堂哥。 她头一次看到监狱,这时,旧社会的黑暗像凶猛的潮水涌进了她的心海,淹没了那 颗由童年生活塑造成的欢乐的灵魂,产生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1935年,杲向真考进南京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当时报考的资格要二十岁以 上的高中毕业生;她实际上没有读过几年书,只是在考前攻读了《投考指南》一类 的书籍,为了求生,虚报了年龄和学历,才被侥幸录取。经过一个月的试读,发现 她年龄太小而令退学,后来由于她诚恳地写信申诉理由,又因有些学员不能吃苦而 退学,这样她才又被招回学校。 自幼丧母,家境贫困,都影响着她。到了少女时期,她除了学习刻苦、勤奋外, 还养成愤世嫉俗的孤独性格。这时,一位朋友介绍她读鲁迅的小说和苏联革命初期 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她进一步认识世界的钥匙,使她获得了在人生的海洋里搏 斗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环境里,她孤独地生活着,沉默地学习着、成长着,也战 斗着。她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丽达 等许多人物,都曾强烈地激动过她。后来,她陆续读了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雨果等人的作品。这些大作家把她引到了文学的百花园,使她迷恋。 《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卡特玲斯卡雅的《勇敢》、契诃夫的短篇, 她都看过好几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部作品。她激动地回 忆说:“书里的几个孩子(包括大人)写得那样生动,结构那样精巧,曾使我激动 得要写信给这部书的作者……”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这时她从助 产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卫生实验处的一支医疗队工作。在去长沙途中,她 看到许多动人的抗日救亡的情景。在一个火车站上,她遇到一队为抗日募捐的小学 生,那感人的场面使她流泪,使她热血沸腾,学生们情真意切的语言,就像抗战胜 利的锣鼓,在大地上震响。深受感动的杲向真,挥笔写下第一篇作品《小小募捐队》, 发表在1938年在湖南长沙出版的《观察日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散文通过一支少年 学生为抗日募捐经费的活动,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是她从事业余创作 的开始。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医疗队是一个接触面十分广泛的社会细胞。在这里,她遇到过各种人,使她扩 大了视野,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创作长篇积累了生活。 1939年初,她转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五十九队工作。这个医疗队在湖南农村流 动巡回医疗,对象是农民,也有从火线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伤病员。医疗队驻在长 沙近郊麻溪铺时,她开始动笔写她早已构思的长篇小说《灾星》。 麻溪铺是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公路,村后有大山。这时,生气勃勃的杲向真, 热情高涨,精力充沛,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她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 时我才十九岁,对创作好像入了迷。每天清晨,天一亮,我便带着纸和笔爬到麻溪 铺后无人的山坡上,坐在地上开始写,直到医疗队门诊开始,我才下山。晚上的业 余时间我也不肯放过,别的队员都到田间、公路上散步去了,正好留下一片静谧的 空间给我独自享用。我在灰烟绦绕的小桐油灯盏下埋头写着,楼板下面是猪圈,猪 仔哼哼卿卿地弄出很多不悦耳的声音,时时搅扰着我的文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 惯了……” 1940年春,她的心血变成了《灾星》的初稿。这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啊!当时一 位编辑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读过的一些小说中,能够使我不肯释手而一口气读 完的,似乎没有几本,而这《灾星》,却是其中的一本。我觉得这部作品写得相当 融和和瑰丽,人物的描写,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已经把抗战初期投身战争的青年 男女的群像刻画出来了。整体结构似乎松懈一点,但几个场面是写得很紧凑的。在 你的文学生涯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宝贵的收获。”这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开始在 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青年生活》杂志上连载,后因湘桂撤退而中断,稿件被遗 失。 1940年夏,杲向真转移到桂林,朋友们替她在卫生署医疗防疫队找到了工作。 不久,她写了一篇揭露一个医疗队长借为人民谋福利之名,假公济私,搜刮人民的 钱财,过腐化生活的小说,这篇小说在聂绀弩编的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上 以“胖实”的笔名(是聂绀弩给她取的名字)发表出来后,触怒了医疗队长,他认 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写的他。他通过关系,在报社了解到小说的作者“胖实”就是杲 向真,于是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扔到桌上吓唬 她,阴着脸,恶狠狠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写那篇小说?” “我反对贪污。”杲向真泰然回答。 “你侮辱人格,破坏我的名誉!” “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她解释道,“我到队里还不到两个月,和你接触很 少,也不了解你。” “现在你不是我这里的队员了,我宣布开除你。”这时,一只皮毛油亮的肥硕 大花猫从里屋跑出来,在他的腿上踏着,竖起又粗又长的尾巴咪咪地叫着。这是医 疗队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济病人的奶粉喂大的猫。 “你被开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让地说,“不用你开除,我不干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个医疗队。她的感情激荡着, 没想到文艺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觉得和她写的小说里的人物相像,愤怒成 这样! 以后,她一面在中学教书,一面以儿童生活为题材进行写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认为是她在文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这时,她认识了 邵荃麟、葛琴、聂绀弩、骆宾基等作家,他们都热情关怀和鼓励她创作。1943年至 1944年,她写了十几篇反映旧中国儿童苦难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文化供应社出 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这些作品,于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汇集成册, 取名《带臂章的人》,以“杲岚”为笔名出版。 湘桂撤退后,她辗转到四川,先在达县省立中学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 庆市立医院当助产士。在这里,她接触了一些同事们的孩子,以小小说的形式写了 《小鹰》等儿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发表在聂绀弩编的重庆《新民报》副刊上。这 时期她还发表散文,并以“万尼亚”笔名发表诗歌。 在这座医院里,她组织了文艺小组,学习进步书刊。1947年1月,重庆市举行反 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她组织医院的医务人员捐款、救伤和慰劳。这次募捐的 款目和名单登在《新华日报》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岳”。为此,院长把她调遣到 重庆南岸龙门浩莲花山卫生所去工作,算是对她的惩罚。但在这个“世外”的社会 里,她却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触了在大城市里难得遇到的人和事。 这个卫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庙里,后院住着被关押的人和许多看管犯人的士兵。 杲向真在那里只工作了半年,却胜过了好几年的生活。她所接触的不少人的形象, 至今还活跃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个被打伤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的士兵押来换 药。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和脚趾都是黑的,现出严重的溃烂和脓肿。一次趁看守不在 跟前,我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吊打成这样,他告诉我他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去 当壮丁,他不愿打共产党,开小差被抓住了。他们拴住他的手指和脚趾,脸朝下吊 起来往死里打……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凶煞恶神似的保长。他的老婆难产,但他舍 不得花钱送她进医院,把我找去了。当我说明卫生所没有处理难产的设备,劝他立 刻把产妇送到医院时,他竟跳起脚来骂了我许多难听的话,还说我白拿了公家的钱, 我走远了,还听得见他站在门口叫骂的声音……”在那里,她还见到一贫如洗、无 力求医的老百姓,他们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饥饿的面色、无助而绝望的眼神……这 一切都刺激过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朴素的爱憎,变得更强烈。后来,在她发表的 《母亲》、《母婴篇》以及《你好啊,故乡》里,都有这一时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编辑新创办的一家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西 苑》,直到该刊被四川反动当局查封为上。她把《西苑》作为斗争的阵地,发表了 不少作品。这时期她以“向真”的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以“二丫”的笔名发表杂 文,以“高抗”的笔名发表诗歌。 1949年底,她兴奋地迎来了成都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 报》任副刊编辑,并被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吸收为会员。1950年春调到北京, 在《学习》杂志社编辑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 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县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熟悉了农民过去悲苦的生 活,扩大了视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参加张天翼、谢冰心领导的作协儿 童文学小组的活动,在创作上,他们给了她许多关怀和爱护。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陈 伯吹视为老师,在给他的信里说:“虽然你没有在课堂上给我讲课,但是当我在创 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是你鼓舞了我继续前进,当我对创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时 候,你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亲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一年,她在解放后写出第一篇小说《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 琴的肯定,并鼓励她多为孩子们写些东西。当这篇优秀小说在1954年1月号的《人民 文学》上发表了的时候,她正在月子里。朋友们向她祝贺,说她生了一个儿子,又 发表了两篇作品(另一篇是关于介绍一本列宁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 于是她把作品里小主人公“小松”的这个名字送给了自己的儿子。 《小胖和小松》发表后不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了单行本,后来天津、 上海、北京的各大出版社都把它收入了选集。这篇小说写出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 亲密友爱的关系,作者用一系列精彩的细节描写,织成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美好故 事,小主人公的形象与性格栩栩如生,鲜明、生动地表现了人关心人,人人爱护下 一代的主题思想。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杲向真说:“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小说的 形象主要是从我的大儿子小林身上吸取的。有一次我的女儿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 孩到王府井买东西,回家时天黑,两人在路上失散,大人沿路去找,在金鱼胡同西 口的交通警察岗上找到了她。那时的十字路中间有一个大圆盘,交通警站在圆盘上 指挥交通,我女儿就坐在那个大圆盘上,忙碌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等着值班的 警察叔叔下班后送她回家。在写《小胖和小松》时,我把人物、环境都变换了。我 觉得在公园里,主人公有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活动,使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的 表现,使人物更加真实、丰满……” 这篇作品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得了一等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是不能离开生活的。杲向真虽然没有机会长期地专门 深入生活,但她也从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1955年后,她曾在北京棉纺二厂深 入生活,先后担任过该厂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和子弟学校校长。在子弟学校,同老 师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交了朋友,工作的责任心和生活的乐趣,作家的灵感和童心融 为一体,孩子们的性格、美好的思想感情,都一起涌到了她的笔下。这时期她一连 写了《春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节日的礼物》等引人入胜的儿 童短篇小说。其中后两篇,都是在生活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她想在院子里种点向 日葵,见人家种的长得老高,花盘结得那么大,很是羡慕。可是别人劝她甭种,说 种了也是白种,一长出苗来就会被院里的孩子糟踏了。由这点启发,再加上平时接 触的生活,当它们一联系起来,便构思成著名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 《节日的礼物》是作者受自己的生活启发而写成的。杲向真说:“在王府井大街上, 我看见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玩具店外面的地上嚎哭,一位农村妇女拉他,他怎么 也不肯起来。我问她,孩子哭什么,她说他要买玩具。我说:‘你就给他买一个吧。’ 她着急地说:‘拿什么买呀!我们一大早打农村来,扯了些布,回去还得坐车呢!: 孩子继续哭闹着,我叫他们等着我,便急忙进玩具店买了一辆鸭鸭车送给了孩子。 他立刻不再哭了。当那妇女还没有从惊讶中醒悟过来,我已经挤进了人群。后来我 把这件事加以虚构,写了这篇小说……” 大地上的路是曲折的,生活的路尤为坎坷…… 1956年,杲向真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同年调到北京市文联 工作。正当她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奋发向前,在儿童文学这块园丁不多的园地上勤 奋耕耘并有可喜收获的时候,她遭到了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就因为在1957年整 风时,她对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意见,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 虽未被补划为右派,却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有口不能言,徒有一根舌头,她在党中央的身边,却找不到母亲。她 永远不懂:“给领导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反党!我如堕五里雾中,我痛苦、茫然。 从此,我背上了‘反党’的包袱,羞于见人。在家庭里也抬不起头来,觉得委屈了 孩子。我把自己和世界隔离起来,成了真正的孤儿。也从这以后,我变得更喜欢孤 独和沉默寡言了。” 她的精神和感情都受到了创伤,但是她却不愿让自己年富力强的生命白白虚度。 她常常自我安慰:“组织上是个非党员,可在思想上要做一个真正的党员。”在以 后的几年中,她无声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话,业余时间她默 默地创作着,先后发表了《在灰色的日子里》、《春夜》、《母婴篇》、《好秘密》、 《你好啊,故乡》、《母亲》、《刃磨》、《快乐的小鸡》以及一些短诗、散文和 评论文章,其中有的还被译成外文。在创作上,她是一位从不满足的人;另外,让 劳动的欢乐滋补伤痕,充实生命,给孩子们多写东西,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1966年,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燃烧起来。杲向真同许多作家一样,没有能避开 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开始,她被怀疑为漏网右派,曾经多 次掀拽拉扯,到1969年5月,就随着北京市第_批下放干部到门头沟区上苇甸公社黄 土台大队劳动去了。那里是山区,黄土台就是高山坡上的大土方,台上住了五十来 户人家。台上的房屋随着起伏的山势而筑,重重叠叠,煞是好看。村庄四周环山, 山上长满了果树,一到春天,五颜六色的果花和天上的云霞相映生辉。山涧有条清 澈透明的溪流,冬天溪水成冰,村里的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冰车,在冰面上嬉戏, 山涧荡满了笑声。 杲向真在这里劳动了十个月,同社员、孩子都建立了纯朴的感情,因此她深深 爱上了这个小山村。她知道,解放前谁家外出讨饭,抗日战争时谁在深山打游击, 谁家的孩子差点儿掉进小塘淹死,谁家的小伙子结婚反对铺张;她知道,哪一块地 的土质好,哪棵树结的苹果甜。她和社员一块修整山地、打眼放炮,一块儿躲在山 岩后面笑着满天纷飞的碎石;一块儿提着篮子在密密的杏林里检杏核,淘气的孩子 一边检一边把杏仁塞进她的嘴里;他们一块儿坐在场院里剥脱核桃的外衣,品尝甜 嫩多汁的鲜核仁……在这个美丽的山村,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积累了生活。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 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 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 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 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 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 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 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 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 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 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 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 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 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 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 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 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 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 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 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 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 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 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 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 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 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 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 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 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 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 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 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 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 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 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 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 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 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 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 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 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 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 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 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 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 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 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 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 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 杲向真没有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机会。但零零星星的时间,对她来说也颇为宝贵。 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几个星期,当时还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 年建设十三陵水库时,在工地生活过两周;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两个月;四清运 动时到过北京市大兴县农村……她没有到过国外,在国内只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 因,曾涉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写作,全靠日 常的生活积累。平时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们的思想、动作,虽是零碎的,片 断的,她都从不放过,总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她曾说:“深入儿童生活,从儿童的 生活和想象中去发掘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个问题 上,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经常地、细心地体察儿童的生活,并且随时加以记 录(包括儿童的心理、语言、动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儿童日常生 活中的某些片断,并不能构成写作的题材,但是这些材料的积累,对于丰富儿童文 学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也喜欢经常记下一 些自己的见闻。”(《点滴体会》,1959年《文艺报》第十期)她讲她的孩子小林, 经常把一块木片插在皮带上当做手枪。有一天,他推开房门,一只蹲在门口的大花 猫突然跑开了,小林立刻回过头来激动地说:“妈妈,大花猫怕我,它当我是解放 军叔叔呢!”杲向真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在《小胖和小松》里关 于手枪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就像庄稼 离不开泥土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她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但却习惯地积 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从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联,在《北京文艺》编辑部工作,恢复 了党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她担任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 员会委员。1980年5月起,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她把心交给了孩子,楔而不舍地在创 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真谛编织动人的故事,先后发表了 短篇小说《枫叶红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艺》)、《火牛儿打鼓)(1981年6 月《人民文学》)、《第四个灾难》(1985年2月《十月》)、《山乡之恋》(199 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邻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 刊)等。198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风雨中的小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儿童小说《翠玉河传奇》。种子是不会辜负农人的赐 予的,杲向真的播种也得到了可喜的收获。中篇儿童小说《喜梅和她的老师》1982 年由《未来》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宝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说、散 文集《火牛儿打鼓》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读物《快乐的小鸡》的 续篇《咯咯和妙鸣》(198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园》(1985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献 给小读者的礼物。她也渴望安静,到西峰寺躲几天,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之 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传》 (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小说散文童话集《采撷集》(1987年,新世纪 出版社)和《幼儿文学选》(198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翠玉河传奇》,写与世远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与道德的完善。 那个风光、人情具美的玉确角角,民风承传,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朴。 那里也曾有过两千年前的将军到现代的红军留下的传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 叔叔等人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传奇的创造者。有了“人,要实心;火,要空心” 的老一辈教诲,便有了“桃花园”的永恒,便有了人性美、生命力和理想精神的伟 大延伸,这就是传统。 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写的是人们 每日进行着创造着的生活和随时可以遇到的人。一条普通的小街,一个普通的大院, 孙大山和他的养子虎子,赵有年和他的女儿赵娜,李奶奶和她的孙女小荣,女大夫 岳军和她的儿子岳平及孤儿龙海生等等,他们一起构成这个大院的中国社会――真 实而生动的生活画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性格,这一切又无不是 那个社会连环套中的一环。赵有年自私、委琐、庸俗,岳军人格高尚。杲向真没有 把人物脸谱化,她笔下的人物富有生命,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生活,让读者认识时 代、认识人生。 她的另一部长篇《耗子精歪传》是写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荒谬中走出来的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故事,是一部现实感极强、让孩子们认识“文革”,认 识社会和真善美、体察人生百味的佳作。 “四人帮”的灭亡,给苦难的祖国带来了春的消息;孤独、沉默寡言的杲向真, 脸上露出了笑意。又强烈地燃烧起创作的激情,以伟大的母爱,为孩子们创作了大 量优秀文学作品。她曾感慨地说:“我哀悼那失去的二十年,但又觉得我所付出的 代价不是毫无所获的……”是的,她是有收获的,她的作品就是小读者用之不竭的 精神食粮。我将诗人金波在1992年赠她的诗抄录在此,也作为我对她崇敬之情的倾 吐: 我感受到你的心 像平静透明的湖水 孩子的呼吸 荡起你心上的涟漪 孩子的笑容 给你的生命洒下光辉 你以心为孩子们写作 又以写作展示人生 读你的书 也读你的心 学会了写作 也学会了生活 1982年3月8日 1995年3月2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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