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军民情意东海深 1．人民军队爱人民 淞沪支队在浦东浴血奋斗的那几年，与浦东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 情。军民之间就像东海一样情深意长。 我们的部队，发源于南汇的长沟乡，即现南汇的东海乡。我到浦东时扩展到塘西七 区，主要活动在四团仓到中心桥一带。后来又逐渐从公路北到公路南，直到奉贤的东部 界河以南地区。老根据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新开辟地区群众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部 队。群众把日军称为“鬼子”、“东洋乌龟”，把伪军称为“黄衣裳”、“黄狗”，或 者干脆叫汉奸队伍；对警察之类称“柏油桶”、“黑壳虫”，因为他们穿一身黑衣服； 把土匪称为“野猫队”。我们这支队伍服装穿着很杂，军事行动大多在黑灯瞎火的晚上 进行。老百姓就叫我们是“黑衣队”。我记得有一次到奉贤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 钟家宅时，群众还鸣锣告警呢！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 我们外就没有了。老百姓是很实际的，由于我们真打鬼子、伪军，鬼子和伪军也专门对 付我们，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们“黑衣队”是真抗日的好部队了。反“清乡”时期，国民 党的所谓“抗日”队伍，逃的逃，投敌的投敌，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还 在这里坚持斗争。 我们淞沪支队的名声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了。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负 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 还帮助群众做些翻田、挑泥、收割、打场一类的农活。住了老百姓的房子，临走要打扫 干净，水缸里挑满水，锅子里油腻洗清爽，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天天要检查， 对群众的一针一线，秋毫不犯。由于纪律严明，旧军队的一切恶习在我们部队都没有。 老百姓从不了解我们，逐步发展到与我们很亲热。我们有时请老百姓吃饺子，欢聚一堂。 老百姓看到我们缺乏咸小菜，就把自己腌的萝卜干送给我们。老百姓见了我，都亲切地 叫我“诸同志”，有的干脆称我“老诸”。有的群众，还把自己子女与我认干亲，考虑 到军民关系，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了好几个。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参了军。 我们处处事事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与敌人打仗，我们尽量选择在村外，不让老百 姓受损失。敌人来“扫荡”，部队如果要撤退，首先组织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我们是以 保护老百姓为部队第一生命的。那些汉奸、土匪，欺侮、残害老百姓，我们就坚决打击、 镇压，由于我们威望高，每到一地，那些地痞、流氓等坏人，有的不得不有所收敛，有 的就逃之夭夭了。 对我们部队，在浦东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五支队到，开门睡觉”的佳话。在这兵 荒马乱、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句话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很高赞赏。 2．不是亲人胜亲人 我们爱护浦东老百姓，浦东的老百姓也像亲人一样爱护自己子弟兵。我们部队每打 完一仗，附近老百姓就会纷纷过来主动关心我们。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开口，群众就会 自己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帮我们去做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反“清乡”斗争中，董金根同志负伤后，我将董托给了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 培根等群众，他们像爱护自己儿子一样，护理转移。1943年8月，庙泾港伏击战后，在钟 家塘遭敌袭击，过去曾为我们送信带路的吴妹云、沈春泉夫妇俩，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 士的遗体和枪支，包扎掩护中队干部卫民，并转移到安全地方。沈春泉因为帮我们探听 消息，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逮捕，当地群众以生命担保，把沈营救出来。 有一次，我们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在晚上行军过桥时，不慎把自己手里一支 手枪掉到河里去了。我们部队有条规定：“人不死，枪不丢。”因此，小潘吓得不敢回 来。附近农民发现他在哭，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他们就用罱泥船把他的那支枪捞了上 来。潘海根高高兴兴地归了队。还有一次，有一位战士把机枪掉到河里了，老百姓脱光 衣服下水把枪摸上来。 mpanel(1); 在钟家宅战斗中，战士靳才林不慎将枪掉落在河里。朱家宅的“牛头”（浦东人称 买卖耕牛的中间人）朱林森的爱人和另一位妇女，见我们的战士打完仗不肯走，一问才 知是丢了枪。她们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朱家宅隐蔽下来。第二天，她们就用罱泥船，帮 他从河里罱起了枪。但从朱家宅到我们驻地有很长一段路程，带着步枪是过不了敌人封 锁线的。怎么办？她们把枪反钉在小划船的船底，由一个姑娘装扮成靳才林的“娘子”， 终于将靳才林和枪支安全地送回部队。我们深受感动。 我本人在朱家宅的养伤，也可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 在蔡家桥战斗中，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臂下肢，伤了点筋骨，不能动弹，我决定暂时 留在朱家宅朱林森家养伤。朱家宅是个独立小宅基，宅前有条小沟，宅后有坟头，树木 竹林茂盛。宅上只有两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我单独一个人住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抗 日部队的，但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时间。那时搞药品很困难，朱 林森的爱人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懂抗日爱国，不怕危险，想方设法帮我到齐贤桥 镇上去买药。有一次去取药，有人问她，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后， 感到很可能会出事，决定尽快离开。他们要我伤全好了再走，我说时间长了，部队等着 我回去。这朱家只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朱林森是招女婿到朱家的。出了事，我是对 不起他们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第二天离开了朱家宅，先到了联络站，再由浦委委 员张晓初同志把我转移到川沙他自己家里继续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朱林森还利用做“牛头”之便，经常到齐贤桥和泰日桥镇，把探到 的敌情告诉我。所以，尽管在养伤，我对这一带的敌人动向，还是了如指掌的。我的伤 恢复较快，这都是朱林森一家特别是他母亲和妻子精心照料的结果。解放后，我曾经找 过朱林森，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由于我在朱家宅养伤，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离开后，地方党派一个同志住到 了朱林森家，公开身份是附近小学教师。在朱家宅群众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不仅如此，老百姓中的积极分子、地方上的武工队员，有的还帮助我们锄奸呐。三 灶那里有个青年叫倪福根，当时我们四大队有个机枪手叛变了，这个家伙经常在三灶附 近敲诈勒索。我们把除掉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倪福根等当地群众。有一天，倪福根 腰藏斧头，找到了那家伙，趁其不备，一斧头劈进他的头顶。但是斧头只劈进头盖骨， 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头上有功夫，狗急跳墙，头带着斧头跳河逃跑了。倪福根等人紧 追不放，一口气趟过好几条河，最后还是把这个叛徒镇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 群众说倪福根杀了共产党游击队员，被揪斗了一番，后来我出了证明，才予以解脱。 3．陈金生藏枪遇难 浦东的群众，不仅待我们如亲人一样，还为我们运送和隐藏枪支弹药。 中心桥北的张朱家宅上，有张兆基和张志林两家，是我们最早的联络点之一。我们 通过张志林的小阿姊，经常把短枪放在那里打埋伏。张志林系独生子，又很年轻，我们 曾动员他参了军到过浙东。后来不习惯，回到家乡，但仍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个叫陈金生的贫苦农民，住在乔陈家宅后，捕鱼出身，有两个儿子。我们部 队初到那里时，经过访贫问苦，发现了陈金生。我就吸收他参加了秘密抗日团体。同时 参加的还有徐根海等人。后来，我到那里个别串联时，陈金生偷偷地给我讲起，他的哥 哥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告密，死在敌人手里。这引起了我 对陈金生老汉的高度重视。我决定把他作为我们的单线联系对象，马上叫他割断同抗日 团体的来往。我与他商量，请他专门为我们藏枪，他答应了。以后，我把缴获得来、一 时又用不了的武器，都秘密地交给他隐藏起来。最多时有2挺机枪和上百支步枪。陈金生 和他大儿子两人，把这些枪支用油纸包好，藏在偷偷掏空了的坟廊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竟牺牲在我们短枪队的个别人手里。那时， 我正在浙东开会。我们有个短枪队在那一带活动，队长王永生吸收了一个队员。有一次 这个队员与陈金生的大儿子发生了争执，这个队员就说陈金生的大儿子抢他枪，也不问 情由，就把陈金生的大儿子当场打死了，并以此向上汇报，又把陈金生杀了，还把他的 小儿子抓起来关在支队部。我从浙东开会回来，看到关着陈金生的儿子，一时弄不明白， 问后才知道他要“抢我们的枪”。我说这不可能，我们那么多枪放在他们家里，保存得 好好的，怎么会“抢我们的枪”呢？便释放了陈金生的小儿子。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没 有讲明事实真相，解放后陈金生的小儿子又被当地政府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那时我在松 江军分区工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南汇县委讲明，他的反革 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一想到陈金生父子冒生命危险为抗日藏枪这件事，我总是很不安，一个对革命有重 大贡献的老贫农，竟被我们不明情况的人杀害了，子女还一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让 我以这短短的回忆，聊表我们对陈老伯伯的哀思吧！让人民永远记住陈金生老人，记住 他们父子对抗日的贡献吧！ 说到老百姓帮我们藏枪，办法是很多的。开始一段时间，一般都藏在家里，认为放 在家里比较保险。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敌、伪、顽常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捞外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都改为藏在野外。在野外藏枪，短枪最好藏，可 以放在瓮里，枪身涂上牛油，瓮里放石灰，再把口一封，朝田里一埋就行了。这种藏枪 办法，过后就是埋枪的人自己也要寻找一会，才能找得到。当时，浦东这个地方草包棺 材很多，长枪可以塞在草包棺材的顶上，也很安全。把枪藏在墓室“空廊”里，是陈金 生父子俩想出来的。他们将“空廊”整理好，倒上一层石灰，把枪放好后，将洞封掉， 外面堆上土，种上草，敌人根本找不到。 4．朱印天偷枪 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部队的一些同志去做亲戚、朋友、同事的工作，动员适 合的同志参军抗日。 朱刚想起了泰日区野人村朱家宅的堂兄朱印天。朱印天老家在奉贤，父亲在上海经 营房地产业。他自己在上海北站当铁路检车工。1941年10月，朱印天结婚。朱刚和同乡 吴仙鹤去贺喜，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朱是爱国青年，听后表示：“早知这样，我就 不结婚了。”朱刚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件事。我给朱印天写了封信，大意是希望前来会面。 朱刚把信交给朱印天后，不久，他就来部队找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浙东，我讲了 不少抗日道理。我看看这个青年人头脑灵活，作风正派，热心抗日，交给他两个任务， 一是在上海动员更多青年来浦东参加抗日，二是设法搞些武器。朱印天回去后，为我们 动员了不少人来部队。在1942年春，他一次带了11名青年来浦东，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 会。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后来都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去了。有一次， 朱印天异想天开想动员一批外国人到浦东成立一个国际纵队。他介绍一个外国白俄来参 军，结果被白俄出卖了，到了轮船码头朱被日军逮捕。朱印天的父亲朱仲鹏先生花了许 多钱才把儿子赎了出来。朱印天出狱后，还是与我们联系，帮我们搞武器。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 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 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 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 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 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 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 接近枪堆，先用尖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