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早期的工人生活和斗争 朱 亚 民 1．上海的学徒生活 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破产， 人民贫困。我家和许许多多小城镇居民一样，生活极端困难，想方设法到上海去寻出路。 祖母、母亲在上海先当奶妈，后做佣人。父亲在上海码头做苦工。几个叔叔也在上海学 生意当工人。我14岁时，虚报了2岁年龄，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 上海中华书局，在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企业。它是辛亥革命后，由浙江桐 乡人陆费逵创办的。他以“完全华商自办”为宗旨，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等与同行业竞争， 颇有声望。 中华印刷厂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资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从上午 8点到下午5点30分，共8个半小时。超过这个工时是“加班”，下午5点30分到8点30分， 为“半夜工”；到晚上9点45分，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资；到11点为“全夜工”。 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师傅的工资相当于最低学徒工的1倍至2倍。闹工潮后，学徒工工 资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满师）三种。 我们这些刚从乡下来上海的学徒工，没有家庭，厂里又没有食堂，吃饭都吃“包饭 作”。每月约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饭能吃饱。中华书局职工大多住在民厚里、 嘉禾里、正明里等石库门房里。这些住宅都是房地产老板购地建造的，他们租给二房东 后再出租给三房客。一个石库门洞，要住好多户人家。有钱的老师傅2个人租一间，也有 单独租一间的。租一间至少在6―8元，相当于我们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我们这些学徒工 只能几个人住一间，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铺，连一张床也没有。 从表面上看，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不是很少，但这些工资付了饭钱和房租就所剩无 几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难了。零花钱要靠加班工资。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几件替换 衣服，几乎一无所有，真正是无产者。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学徒工还算好的哩，有的连 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临杂工，每月拿五六元钱，只能去住棚户。上海这个国际性大 城市，对少数地主、资本家、买办等有钱人来讲确实是天堂，而对大多数劳苦大众来说， 就是地狱。 印刷厂工资高的工种，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种活。自己印的书看 不懂，只能看些连环图画一类。为了学文化，我与中华厂的一部分工人一样，上完夜班， 就去夜校读书。为了加8点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去上夜校。因为这个夜校 要9点多钟上课。从工厂到学校要走30―40分钟，我一下班就跑步赶去，读完书回家已1 2点，每月学费2元，相当于我的加班工资。教我们书的也是些失业的穷教师，有的是大 学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学习，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杂 志品种多、范围广，我利用休息时间，常到图版科仓库里去看书，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 知识。 2．到中华书局香港分厂 我在中华印刷厂做学徒时，开始在名片课。1931年8月闹工潮后，名片课合并到零件 课，就到了零件课，主要印刷名片、有价证券、封面、商标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中华印刷厂开始了印钞工作。我曾被厂里派到上 海外滩的中央银行里专门印钞。钞票是美国印钞公司印的，我们只是加印“签字”和 “印章”。1934年，中华书局正式承接中央银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华书局 印钞业务大规模扩展，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这个企业由于孔祥熙控制的股 本占多数，实际也成了官僚资本企业。我成了中国第一代的印钞工人。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中华书局印刷厂加快向香港分厂转移。 香港分厂建于1933年夏，厂址在九龙北帝街即与有名的古迹“宋皇台”和启德机场很近， 占地20余亩。厂房建筑除装订课等少数几处两层楼外，其余都是平房。抗战初期又新建 了3000余平方米的三层楼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沪厂印钞部迁港使用。港厂所用的部分机 器从外国购进，部分人员从上海总厂调去。 mpanel(1); 中华印刷厂要转移香港，开始好多工人不愿意去。说香港物价高，有瘴气。老板用 优惠条件动员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长工，每月工资港 元30元到40元，免费住工厂宿舍。像我这样的长工，带家眷在香港可勉强生活了。所以， 我把爱人潘兰珍从常州接了来。 香港与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场物价起伏大。贵了，东西就多起来了； 贱了，就少起来了。另外，香港并不限制进步刊物的出版发行，那些进步人士如陶行知、 张一麟等经常发表爱国进步言论，不像国统区“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香港政府 表面上不管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由华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们到了香港后，上海滩上 为我厂服务的那些“包饭作”也跟着迁到香港来管我们的饭，价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贵 了些。 到了香港分厂，我在辅票课工作。中央银行的钞票原来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德国德 纳罗公司、英国华德罗公司印的，中华书局开始只印辅票（角票）。中华分厂印钞部迁 到香港后，由于孔祥熙的关系，中央银行的部分钞票慢慢地转移到我们工厂来印。但开 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还是美国印的，我们还只加印印章和签字。抗战开始以后，中华 书局香港分厂事实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是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的要害企 业。 当时，中华书局的印钞设备和技术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陆费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学 的技术专家，在图样设计、雕刻制版方面，都有创新。例如“壹圆”正面用“万古长青” 图，背面用“孔子问礼于老聃”图。两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边框，具有民族传统文化 的造型特色。印钞工艺从雕刻、制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个印刷课之间都用 铁丝网隔离，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分工明确，连接严密，道道把关，一张也不会有差 错。如果印坏了也可在松香水里一浸，去掉图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厂的总管是上海印刷 厂的周开甲，管理十分严格。我们工人遵守操作规程，在生产劳动上是十分认真和负责 的。 3．谁来维护工人的利益？ 上海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 局任编辑工作。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非常活跃，厂党支部和工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 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 党万岁”标语的痕迹。 1931年8月，我进厂不久，厂里成立了上海市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当时物 价上涨，工会代表要求厂方增加工资。资本家借口生意不好，拒绝了工人的正当要求。 工人提出抗议。资方借故开除了工会事务所的工人。工会就发动工人抗议和怠工，并组 织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请愿。资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许多工人逃难，把 工会骨干开除掉。厂方说：“在上海滩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个工人可以挑挑拣拣，” 还威胁说：“捣蛋的一律不加工资，还要开除。”资本家一方面开除罢工骨干，另一方 面又宣布把学徒工工资加到9元、11元、13元（满师）。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 些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人被开除，使我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 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与资本家斗争是要冒风险的，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工 潮以后，厂方把闹事车间合并，搭起了监视工人的高台，工人称之为“望乡台”。浇字 房还请了一个地痞流氓来当拿摩温，加强对工人的监督。 资本家为了剥削、压迫工人，采取了多种方法。如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 制造借口克扣工资等等。为了便于控制工人，一些工头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观念，把工 人分成“本地帮”、“外地帮”、“苏南帮”、“苏北帮”，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甚 至拉帮结派进帖子，拜老头子，拉拢培植亲信，威吓老实工人，打击进步职工。他们还 在工人中散布宿命论思想，什么工人穷是“命中注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 有一千财，睡着也有八百来”，“一身祸福，唯八字生成”，让工人群众处于愚昧不觉 悟状态。资本家找借口要开除一个工人很方便。有一点小过失，就说你违反厂规，或无 故旷工。如果什么把柄也没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还说你制 造事端，违法乱纪。你要提意见，就说你冲撞“先生”，与全班“不合”；工伤就说你 “工作过失”；年老体弱，就说你工效低，差错多，等等，把你一脚踢开。他们对我们 工人歧视、蔑视，根本不把工人当人，开口就说“侬那排里工人懂得啥？！”还把工人 说成是些没有头脑、无智无识的粗野人物，“没有说头，是‘阿木林’、‘屈死’、 ‘寿头’”。在旧社会，失业容易就业难。就业了，工人也处于这样一种被压迫被剥削 的地位。我在上海当工人，看到、听到、亲身感受的是这样，到了香港也一样。这就是 所谓“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谁来为我们工人说话，谁来保护我们工人的权益？开始我们认为是政府。发生了劳 工纠纷，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实上，无论上海还是香港，政府最终都不是站在工人一 边，而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打击和镇 压工人运动。原因是，这些政府的官员，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或 者是被他们收买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的政府。工人要维护自 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官僚、买办资本家和代表他 们利益的反动政府斗争。 4．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火，我们工人的生活动荡不安。我与夏国钧等几个从 上海来香港的工人，为应付时局变幻，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经商量后，决定在工人中 组织“兄弟会”。“兄弟会”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团结起来，相互照顾和帮助。 “兄弟会”发展很快，凹版、加印、号码三个课都分别组织了起来。不到两个月参 加的有100人左右。工会正式成立前，在处理劳资纠纷和救助困难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动中， 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一条筹备组织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消息，高兴得不得 了，就按报纸提供的筹备组地址，找到了筹备活动小组。我以“朱复”的化名，参加了 筹备小组，积极参加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我还动员了2名工友与我一起参加活动。193 7年6月，香港印刷业工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当时的香港印刷业 工会，会员包括了平版、活版、报馆、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等印刷业部门的工人，有广 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道路。中华书局香港 印刷厂工人数量多，大多来自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以后它们就成为香港印刷业工会的 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业工会成立前后，厂里接连不断地发生劳资纠纷。这些纠纷都是资本家加 强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厂方突然宣布4个新办法：延长劳动时间， 由原来的8个半小时变为9小时；增加定额20％；取消每月2天赏工；取消奖励金。厂方这 几条都违反了与工人的契约，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临时短工、检查课及凹版课的70 0多名上海工人的强烈反对。工人坚持罢工10天。厂方从上海总厂调来工头汪宝祥调解， 最后以资方让步而复工。1938年1月，资方强迫工人签订新的合同。新合同损害了广大工 人的利益。我们通过与厂方和平交涉，获得了胜利。 由于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成立，香港地下党组织开始注意我厂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 公开进行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第三特 别支部”正式成立。给予这个“特别支部”称谓，是因为中华厂工会会员在全港印刷业 工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开身份是《大 众日报》记者，实际上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职工部领导工运的。他在厂外组织了一个“工 友社”的读书会，组织我厂“兄弟会”的骨干阅读进步书刊，例如《解放》、《群众》 杂志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等。他利用“读书会”向工人分析抗日斗争形 势，传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与爱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广西从事 “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广西他们遇到了我厂浦润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厂里 调来给李宗仁、白崇禧“闹独立”印钞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运，就是通过 浦润泉的关系来我厂的。他们在《大众日报》上经常报道我厂工运情况。袁心德同志在 我们工人的支持下，还倡办了《工友》和《侨报》两份杂志，影响很大。 我们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绍我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过了一段时间，问我 “看得怎么样？”那时我了解得比较肤浅，但觉得书上讲的道理都是维护工人利益的， 说：“蛮好！”再经过一段时间，袁又问我：“共产党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但 到啥地方去找呢？”过了几天，袁心德来对我说：“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 杜埃。” 1938年3月，经袁心德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工人，入党比较简 单，只有一个介绍人，但入党时举行了宣誓仪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与我同时入党 的还有夏国钧（现名夏志明，后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润泉。不久，厂里成立了党 支部，夏国钧为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浦润泉为宣传委员。后来沈彬森、周小鼎、 朱申臣也入了党，成为支部干事。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开始懂得了 马克思主义道理，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1938年秋，我厂党组织继续发展，由6名党员 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党总支，夏国钧为总支书记，沈彬森为副书记，我、周小鼎、钦 家俊、王嘉生为总支委员。下设3个党支部，加印课为第一支部，凹版课为第二支部，检 查、零件、电镀三课为第三支部。我任党总支组织部长。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推动和影 响了全港的工人运动。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调离香港后， 上级党又派来了吴有恒、杨康华和钟明等领导同志，他们也为我厂党组织的发展，工人 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5．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活动是秘密的，开会都在野外。我们一般利用星期 天，装作郊外旅游，约好一个集中地，带些吃的东西，碰到熟人就说一起玩玩的。活动 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讨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交流各车间工人的情况，团结工人积 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党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也正式挂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课工友周浩锡同一个粤籍工友发生口角。第二天，厂方突然宣 布解雇周浩锡。按厂方惯例，一般只作罚金2元或记过一次处分。工人不服，派工会代表 朱申臣等与厂方交涉。正巧加印课发生了弄污3张钞票的事故，原因是厂方没有把玻璃窗 修好，风吹进来钞票卷进墨棍被污染了，但厂方要处罚工人，责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罚款。 工人推夏国钧同志等代表加印课工人与厂方交涉。这两件事的巧合，被厂方总监周开甲、 王谨士确定为工人预谋的反对厂方的联合行动。他们向警方报了警。第二天，厂方宣布 “休业4天”。“休业4天”后又通告“休业一周”。 12月19日复工的那天，厂方贴出通告，悍然宣布开除69名工会代表和工友，并勒令 他们立即离港返沪。这大大激怒了全厂的职工。 这时，党支部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现阶段的阶级斗争要服从民 族斗争，为团结抗日，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方斗争。 党支部听取了工人意见，其中一位工人党员叫冯胥平，提出绝食斗争的建议。支部 感到这种方式难度大，万一死人怎么办。决定先说理，必要时发动绝食斗争，并加以充 分的组织，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支部决定我和钦家俊组织工作班子，具体领导这场斗 争。我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国民政府书》等文告。 复工这天，厂方厂门口布置了警察署派来的冲锋车，站满中西捕探，如临大敌。工 人进厂后没有去上工，而是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推举钦家俊、余东明等与厂方交涉， 要求厂方收回开除69人的成命。总监周开甲、王谨士拒绝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 各课工友已放工吃饭。凹版、加印两课工友异常愤怒，宣布中午不吃饭，以等待厂方收 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继续以“不吃饭”要求厂方收回成命。厂方毫无姑息之意，工人被 迫通过了一个留宿车间绝食斗争的决议。凹版、加印课共800多名工人参加了绝食行动。 全厂贴满了“反对厂方无理解雇69人”的标语。有一幅大标语，从屋顶垂到楼下，上书： “绝食待命，事关大众，死亦光荣”、“要求全体复工”的大字，表达了工人为捍卫自 己正当权利的决心。 凹版课工友的悲壮行为，感动了全厂工友。检查、电镀两课首先发起慰劳，他们购 买面包，慰问绝食工友。厂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竟说：“饿死了，厂方也不会劝他们 进食。” 香港华民司威胁要用武力驱逐中华厂工人。 绝食48小时后，工人异常愤恨。党支部开会决定稳定工人情绪。一方面做好工作， 一方面保护工人生命。被开除的69名工友，见到千余工人为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绝食 声援非常不安，他们排队到门口劝工友进食。香港各界群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后， 带着面包、水果、牛乳等食品来慰问。绝食斗争第三天，香港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堆积如 山。而港府华民司扬言，工人违反香港殖民地保护私有制的法律，罢工有罪。这一天， 有个工友晕厥，我们雇救护车马上送九龙医院急救。这时，香港《泰晤士报》（英文版） 的一个英籍记者到医院采访了被抢救的工友顾林生，写了一篇报道，刊登于当天的《泰 晤士报》上。这样，中华厂绝食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港英当局再也无法封锁消息 了。香港各中文报纸，冲破新闻封锁，全面报道香港中华分厂印钞工人的绝食斗争。消 息传开，震动香港和东南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延安给我们发来慰问信。香港党 组织决定，如果厂方再坚持顽固立场，便发动全市停工、停水、罢市，支持中华书局印 钞工人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厂方才被迫接受谈判。出席谈判的有华民司、劳工司，工人代表有 朱申臣、夏国钧、黄勤初等5人，资方代表陆费逵、周开甲。最后签订了三项协议：（1） 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复原来工作；（2）承认中华书局工会组织是合法的；（3）不 阻碍职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协议由劳工司向全厂职工传达。历经84小时的绝食斗 争终于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这次工人的绝食斗争完全是厂方所逼，厂方企图利用生产中发生的事故，无辜开除 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打击进步力量。工人们果敢英勇的斗争，粉 碎了顽固势力的阴谋，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建立工会的合法权益。这场绝食斗争，使全 厂职工觉悟大大提高，更加团结，工会的威信也提高了。斗争中有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 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粤籍的古妙婵、张婉华两位女同志。我厂职工三 分之一是女职工，这两位女同志在女职工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斗争也是自海员大罢工以来香港工人运动的一次新高潮。党中央召开“七大” 时，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参加会议，香港党组织指定由我厂选派一名代表。我厂 总支委员周钟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为代表到了延安。 在这次斗争中，青工汤少林同志（后参加新四军，光荣牺牲），用他自己的工资， 拍摄了当时工人绝食斗争的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荣生同志保存下来了，现在 成了上海总工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6．一场争取工人生存权的搏斗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人取得了绝食斗争胜利后，很长时间厂里比较平静，没有发生 劳资纠纷。党的工作是开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友听茅盾、乔木（乔冠华）、 陶行知的报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资方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压力，大耍阴谋诡计。 他们先是请“阴阳先生”来厂“看风水”，胡说什么工人罢工闹事是因为“风水”不好， 补“风水”的办法是加高围墙，围墙上要再架电网。当时我们觉得好笑，平日一向讲科 学的厂长经理怎么也相信起封建迷信来了，后来才明白这是厂方精心设计向工人开刀的 第一步。接着厂方造舆论说由于经济萧条，印钞业务要减少，扬言要停工关厂。本来天 天加班的，现在连日工也不能保证。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工不足，工人收入减少， 只能靠吃积蓄，一部分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而事实上，印钞任务非常重，根本来不及 做，怎么会关厂呢？厂方减少香港分厂的生产任务，把大量印钞业务发包给美国、德国 的印钞公司。厂方和国民党政府为了报复工人，搞垮工会，竟不顾民族大义，工人生计，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真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些被厂方收买的工头、走狗，大肆 拉拢腐蚀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队伍。例如，一些工贼邀一些工人赌博，赢了是你的，输 了欠账再赌，削弱工人斗志。他们还找一些人来做工人家属的工作，说：“你先生不要 去参加工会活动了，否则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们走我们妻儿老小都要吃苦头”等 等，使一些加入了工会的工友顾虑重重。厂方和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阴谋诡计很毒辣，这 都是他们全面镇压我们工人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的四个宿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