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十三 女十二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
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
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
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
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
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
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
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
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
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
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
不免浮躁起来。
参加拍摄《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后,我和导演严恭、苏里成了忘
年交。我非常盼望他们进京开会或出差。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下榻之处,
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我还常能沾光观摩一些内部参考电影,像
所谓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苏联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飞》和《一个人的
遭遇》就是那时看到的。那些电影里浓浓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
个规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视野和接触面增加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再也不当众怯场,而且,在进了
中学最初的一、二年里,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段胆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
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生性调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课
堂上的捣蛋中心,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只小花猫。
有一天傍晚,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不知被谁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外,“喵喵”
地叫得十分可怜。我锲而不舍地要求母亲收留那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母亲忙于工
作,又有个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连人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猫?我信誓旦旦
指天发誓绝不会因为小猫给母亲增添麻烦,后来,母亲妥协了,我成了小猫的主人。
被取名花花的小猫,从此与我日夜相随、形影不离。
我用缝纫机给花花做了一个紫红色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小猫贴花,骑车上
学的时候,装着花花的书包和我的书包一起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
小爪子扒着书包边露着小脑袋东张西望地看着街景。面对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心
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课的时候,花花藏在我的课桌里,我的心也在课桌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
懵懵懂懂,课堂提问的时候,经常所答非所问。
对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一只小猫比在课堂上听讲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
了全班同学的宠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语文的彭先生在课堂上突然停下来奇怪地问:“怎么有猫叫的声音?”
贝满的传统是把老师称作先生的。当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欺骗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
猎”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紧张透顶,生怕花花在这危险的
时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来。我从心眼里感激那些保护了我和花花的同学们。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绝对能分辨得出教室内与二楼外这截然
不同的两个声源,但面对着五十双“真诚无邪”的眼睛,除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彭
先生一定没想到别的。
mpanel(1);
一个雨后的傍晚,花花失踪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花花的踪影之
后,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走出大门去寻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个雨后积水的泥坑旁。这一定是那些常常恶作剧的
坏男孩所为!他们的行为与我曾见过的在残疾人身后嘲笑起哄的家伙,以及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为乐的家伙属于同类。
在对花花这样弱小无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以花花被围攻
时的惨状取乐,他们人性何在?我伤心极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猫贴花的书包里,在小院的苹果树下,含着眼泪埋葬了花花。
从花花遇难至今,我再没养过任何宠物,也绝不再养任何宠物。
那一阵子,我确实有些标新立异、不务正业。我曾爬到学校二楼屋顶上摘黑枣。
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候体瘦身轻、腹肌强健、臂力过人。在体育课上,很多
同学像秤砣似的视爬绳、爬杆为畏途,而我则胳膊往上一伸握紧绳、杆,然后小腹
一缩双腿一夹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两下就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上房的时候,我
是利用大树作跳板的。
一定是有人向校方报告了我为非作歹的举动,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现在“肇事现
场”。可能担心我被她吓着而失足坠楼,谷先生像对待心爱的小孙女似的细声细气
地哄着我下来:“吕大渝!你千万小心,慢慢下来。别害怕!你下来了我不说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来后,她果然只字未提,没有批评我。
在学校上房还不算,一个周末,《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去刘家彬家玩的时候,
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顶去摘红枣。
刘家彬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三十九号。栖风楼,凤凰栖息的楼宇。多么富于诗意
的名字!这条胡同现已不复存在了,它是在展宽东、西长安街的时候被拆除的。
那时,刘家彬是天安门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学生。不久,她去东方歌舞团作了
舞蹈演员,我看过她演出的锡兰舞蹈《罐舞》。后来,刘家彬又去了深圳电视台。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也住在栖风楼三十九号。刘家彬家是北屋,新凤霞
家住东屋。新凤霞扮相漂亮,她当年演出的《刘巧儿》家喻户晓。
在那所院子的房顶上,当我把摘下的红枣往下扔的时候,房下的孩子们一片欢
腾。晚上可能要登台挑大梁的新凤霞终于忍无可忍,她走出了屋门要求大家安静一
些。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但直到我当了电视播音员,为了晚上播音时
嗓子能拉得开栓,下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讨厌。
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创作戏剧《风
雪夜归人》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吴祖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右派分
子”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了。
当我正在房顶上兴高采烈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吴祖光已遭到了厄运,
也不知道新凤霞正蒙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
日后,因电视台的工作我曾与吴祖光、新凤霞有所来往,也去过他们位于东大
桥的居所。我俨然一副电视台记者的面孔,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但不知新凤
霞是否认出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在她栖风楼住处房顶上打枣,影响她午休的小家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断地爬树上房,实在不是垂涎于黑枣和红枣。追求新奇刺
激,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逆转的特点,我喜欢的大约只是上房本
身那种冒险行为。
初进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终于有了报应:我的作文得了个“二加”。
当年,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两层楼初一共十个班的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
在那惟一的小门往操场飞奔。
有一天,在颤颤巍巍的旧楼梯上挤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都
没想就抄了近道,从楼梯半当中的窗子里跳了出去。那时,我经常做些行动走在大
脑前面的勾当。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门外的蒋雯先生眼皮底下。蒋先生那时是教
导主任。我正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蒋先生说:“吕大渝,你到教导处来一
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蒋先生拿出一本学生成绩册问我:“这是怎么回
事?”那是我的学生成绩册,封面上的“学生”二字被我涂改为“先生”,成了
“先生成绩册”。蒋先生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本三十二开棕色牛皮纸封面的成绩册,记录了各科的平
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总平均成绩。学期结束时,操行评语也记
录在上。校方通过成绩册与家长取得联络。学期的每个阶段,成绩册都要由学生请
家长审阅签字再交回学校。
如果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即使我把“学生”改成了“先生”、“校长”,
乃至教育局长或部长,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则
属别有用心之列了。
把“学生成绩册”改成“先生成绩册”这一创举,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后,为了
应付蒋先生的质问,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编着即兴台词:“我就是觉得学生学得好坏
有成绩册,先生教得好坏也应该有个成绩册呀?”不知蒋先生当年作何感想,反正
她没再说什么就放了我一码。
虽然蒋雯先生放了我一码,但我自己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拍完两部儿童片之后,我就树立了长大要报考电影学院的志愿。我的一些课
余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安排的。电影学院属于文科类,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
将来考不上大学,学电影的理想终将成为泡影。
改变作文“二加”的现状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当务之急。我备了个小本,见到
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录下来,积了不薄的一本。我也开始阅读一些名著,并为
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晚上,我阳奉阴违,表面执行母亲按时熄灯的纪律,实
则举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小说,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一点五的视力,
成了个近视眼。
初三时,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风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还成
了范文在班上和年级里朗读。从此,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教文学课的余先生把我看
成得意门生,三年后,当他得知我将弃学去电视台工作的消息,还着实发自肺腑地
为我由此而不能去上大学惋惜了一番。
走出了作文“二加”的低谷,我已被公认为是学校里“作文好”的学生,并当
上了语文课代表,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是:自己文学的功底不够、腹中空空、
才思并不能如泉涌。至今对我而言,写出一篇好文章仍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
情。
从初中到高中,我从来没有当过三好学生。一般来说,在身体好、学习好和工
作好这三方面,学习好是评上三好学生的关键,但我各科的学习成绩极不平衡。好
的,像代数、几何,我始终五分;不好的,像物理、化学,我只求及格。坦白地说,
对于物理和化学,我除了记住小孔成像、热胀冷缩及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等少得可
怜的一点常识,从头到尾我就没弄明白那些公式是怎么一回事。
我学习成绩的优劣,完全与对各个科目授课老师的喜爱程度成正比。虽然女十
二中每个教室都张贴着“为祖国而学习”之类的大字标语,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
口号实在难以不让我跟着内心活生生的感觉走。
从初三开始,教授代数课和几何课的潘其华先生和查良珍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老
师。她们端庄大方,总是仪容整洁地出现在讲台上,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
两位老师都卷发齐耳,常常身着深蓝色或浅蓝色布料旗袍,腋下掖着一条麻纱
手绢,脚踏虎皮软底大绒方口船鞋。从她们夹着讲义,迈着京剧舞台上跑圆场似的
台步轻巧地走进教室,出现在学生面前那一刻起,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们
也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们的板书字体漂亮,讲课的声音柔和悦耳,一举手一投
足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在她们的课上,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听讲,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物理、化学课上那种老师不得不停止教课,维持好秩序,才能继续开讲的局面。
女十二中有着一批深受学生们爱戴的高水平的老教师。听同学们说,她们当中
的很多人都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同学们还说,早年学教育的,包括在讲台上面的
一举一动都受过专门训练。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水分,但潘先生和查先生确
实与众不同。听她们讲课就像艺术享受,代数、几何作业就像游戏,一切都是那样
简单轻松,让人兴趣十足。在这样一种学习气氛中,想不得满分都难。
按惯例,女十二中的学生们读至初三就要移师同福夹道高中部去上课了。高中
部曾是清代的一个王爷府。
我从初三开始就在学校包伙、上晚自习,整天和同学们在一起了。
女十二中确实有着文艺活动的优良传统。多年来,每天黄昏时分,似乎有个不
成文的习惯:高三年级的文艺好手都会集中到由王爷府正殿一分而二的一号教室,
低年级的同学也都迫不及待地赶往那里。一号教室是个音乐教室,进门处有一架钢
琴,一场独唱音乐会从晚饭后便开始了。听说,历年来,从饭后音乐会脱颖而出的
歌唱好手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占有相当比例。
我在校期间,颇具水平的歌手有孙文冬、赵淑宝和李若一等。孙文冬是学生会
主席,高中毕业留校当了语文教员,我后来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赵淑宝考上了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李若一的歌声纯净圆润,我
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当年演唱的大都是世界著名歌剧选曲和各国名歌。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
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我十分留恋那段少年时光的生活,每个傍晚,
我都被那优美的歌声所陶醉,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国名歌二百首》中一首首令我难忘的歌曲,都是从女十二中的学长们那里
听会的。当年那本小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至今仍然跟随着我。它虽然已经泛
了黄,纸张也已经老化,可我仍然珍惜无比。
但是,女十二中那迷人的黄昏音乐会也不是天天都能举行,各类名目的政治运
动经常会来干扰平静的校园生活。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全北京的人们,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军人
不习武、学生不读书,在各单位大小领导们的带领下全都上了房,敲着破铜锣、破
脸盆、破簸箕以及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再摇着用竹竿挑着的五颜六色的破旗,
以男女老少、高低粗细不等的嗓门,向着全北京的麻雀们足足呐喊了一天。全北京
的麻雀们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一只只累得。已脏破裂的麻雀,像被
喀秋莎大炮击中的希特勒飞机“倒栽葱”的时候,群情更加激奋,士气更加高昂。
其间,全市通讯联络繁忙无比,各级战斗指挥部都认真得像打一场淮海战役似的互
通“敌情”。高音喇叭也频传捷报,胜利歌声响彻了文明古国的京城。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是当今世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在那场起哄之中,
由于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已是鸦雀无声了,所以,从没有
人问起以后田里的害虫由谁来吃?生态的不平衡又会造成多少粮食的损失?
参与过那场愚蠢的打麻雀战役的人们,如今至少已年过半百,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十四岁。那天,我干的惟一有点意义的事情是为灯市西口的交通灯义务劳动:
我是打麻雀地面部队成员,吆喝得无趣了,跑去与正在安装交通灯的警察聊天,我
帮着他们用黑胶条把红、黄、绿灯的三根电线缠在了一起。此后,每当我见到灯市
西口的红绿灯时,都会比别人多了一点亲切之感。
事过多年,和同龄人回忆起那场闹剧似的麻雀战役,哑然失笑之余,我常常想,
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做了决策,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不跟着瞎起哄,又能怎
么办呢?
|
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