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既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又有时代思潮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原 因。文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探讨，研究者必须尽量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作家与作品，不 能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品的思想，不应把今人的东西强塞给古人，这是众所周知的 文学研究的最起码的准则。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实际上每个研究者都企图用自己 的思想去拥抱研究对象，哪怕是不自觉地也难以避免。因此，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 自己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与曹雪芹。就像《红楼梦 》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一样，红学研究各派别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脱离开特定的 时代环境。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 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 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 恰是小说这种形式，所以谈《红楼》、说《水浒》、话《聊斋》，一时蔚为风气。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包含有反满的内容，种族主义的思想因子以各种方 式渗透其中，在这种特定的风潮下，演义清朝开国的历史，传播清宫的野史轶闻， 变成一种时尚，而且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思想渠道，当时的革命先驱们也高兴出现 这种情况。何况《红楼梦》本身思想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特殊性，容 易形成各取所需。这就是何以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 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索隐派著作，都在辛亥革 命前后相继酝酿、出版的缘由。 特别是蔡元培的索隐，开篇即提出对《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的总体看法，认 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 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是著名的学者兼革命家，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自然具有 反满思想。他们为《红楼梦》做索隐，与其说出于学术的目的，不如说思想的原因 更加重要。至于邓狂言，反满的种族思想尤其强烈，许多发挥之处简直是破口大骂。 他在《释真》中征引的清朝野史和宫廷轶闻最多，因此附会的程度也超过其他索隐 著作。“政治历史小说”的概念，就是邓狂言提出来的邓氏《红楼梦释真》对第九 十八回的一段索隐写道：“近人谓红楼可谓之言情之书，而实不能谓为高尚纯洁贞 一之爱情之标准。又曰红楼之言情，只写得痴儿女之一部分，此言诚深得红楼之表 面文字矣。夫所谓高尚、纯洁、贞一爱情，宁易言之。古诗云，‘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尚未能到此程度。意惟《聊斋》中之乔女，足以当此。然彼固 劈空撰出，而实别有所托，未必女界中果有其入。《红楼》之底面为种族的政治历 史小说，乌得有此?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和邓狂言都是政治索隐派，时代思潮 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视。寿鹏飞和景梅九虽然去辛亥革命稍远，但辛亥革 命面对的问题，在他们生活的二三十年代并没有全部解决。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 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 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派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 关于这一点，景梅九在《红楼梦真谛》的代序言中说得很直白，毫不隐讳促使 他为《红楼梦》做索隐的时代的和政治的因素。他写道： 乃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 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两绝句，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 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梦里不 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似不觉亡国之可悲。及至唤醒痴梦，始知大好河山，与我 长别，则“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矣。噫! 此非黛玉葬 花时节时之痴想、之悲情欤?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 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 共管耶? 印度耶? 安南耶? 高丽耶? 波兰耶? “我有宫 室，他人是保；我有车马，他人是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鞭笞，我为畜 类。“前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昔者唯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平 素心比天高，一旦身为下贱矣。将如金寡妇之忍辱乎? 抑如刘老老之谄事耶? 将如 林四娘之殉义乎? 抑如花袭人之惜死耶? 将如柳湘莲之肆志乎? 抑如包勇、焦大之 屈身耶? 将如尤三姐之烈性乎? 抑如尤二姐之柔情耶? 将如邢岫烟之沉默乎? 抑如 晴雯之暴露耶? 将如林黛玉之孤高乎? 抑如薛宝钗之圆滑耶? 将如薛宝琴之和顺手 ?抑如夏金桂之乖背耶?将如史湘云之豪爽乎? 抑如香菱之痴呆耶? 吁嗟乎，今后之 同胞，何拒何容，何去何从，或死或生，或辱或荣，其所以自择自处之分位，均在 红楼一梦中。 mpanel(1); 景氏写作《红楼梦真谛》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发挥民族感情， 可谓理所必然。但三十年代毕竟不同于清末民初，人们不满意借题发挥的红学，要 求对《红楼梦》给予科学的解释。就世态人情来说，我们对景氏以及其他的强调《 红楼梦》具有种族思想的索隐派寄以同情，因为每个研究者都不能离开他所生活、 所感知的时代环境；就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来说，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以意为之的非 科学性。如果仅仅是作为读者，目的只是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不妨各取所需，投 其所好；但作为写给别人看的意在对一部作品给予科学解释的研究论著，则不能简 单地把文学作品当作浇自己块垒的一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