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 1924 年1 月28 日，鲁迅先生为《晨报副刊》写了一篇短文《望勿“纠正” 》，是批评粗制滥造、泛滥一时的标点校改古本小说之类的不良风气的。 文章开头却表扬了标点校改工作中的佼佼者汪原放。鲁迅先生写道：“汪原放 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 和读者的。”此文发表后，鲁迅先生从胡适先生那里知道，他所称赞的汪原放君还 活着，而且很康健，于是深感不安，诚惶诚恐，当此文结集时，专门补写了一段： “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 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未经成古人了’。” 一代文宗的鲁迅先生对默默无闻地从事古代小说标点整理而其质量、数量又都可归 入上乘的汪原放先生的敬慕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汪原放先生何许人？在过去出版史料的编辑整理皆显薄弱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是知之不详的。感谢上海学林出版社编辑同志们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据江原放 先生100 余万言的原稿，大加梳理剔抉，整理成这一部近20余万字的颇有价值又饶 有兴味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使我们对汪原放先生以及在新文学运动中享有盛誉 的亚东图书馆有了初步的了解。 汪原放先生，长期工作于有整整50 年历史（1903―1953）的私营书店亚东图 书馆。这50 年，跨越了由戊戌维新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思潮汹涌、吐故纳 新的历史时代，在新兴出版事业的历史上，它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回忆亚东图 书馆》以清新活泼的笔墨和大量详实资料，勾划出这家书店的草创、发展及消歇的 全过程，不仅对于现代出版史，而且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都提供了很有价 值的参考资料。 亚东图书馆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出版了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的几种新诗集《尝 试集》（胡适）、《草儿在前集》（康白情）、《蕙的风》（汪静之）、《冬夜》 （俞平伯）、《流云小诗》（宗白华）、《踪迹》（朱自清）以及1919 年《新诗 年选》，又出版了尚在起步阶段的文学新人的好几部长篇小说《少年飘泊者》（蒋 光慈）、《小雪》（超超）、《翠英及其夫的故事》（汪静之），还出版了名震一 时、影响极大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同时，几部对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登高一呼的巨著《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 虞文录》等亦以相当的印数首次由“亚东”刊行。从“亚东”的创始人汪孟邹先生 的思想来看，未必有多少革命的因子，但也不可否认他顺乎时代潮流的出版家的胆 识，否则，实力雄厚者所在多有，何以对此十分冷淡呢？当然，“亚东”出版上述 里程碑式的书籍，一定程度上是书商的生意经在起作用。“生意经”成全了“亚东”， 使它在一个时期出版了那么一批足以为后人仰慕的好书；“生意经”也造成了一些 历史的遗憾，比如出版革命烈士瞿秋白“文存”这件事，汪原放先生说：“瞿秋白 先生的‘文存’也编好了，是他一包包交来的。那时候，时局有点紧张了，我的大 叔（汪孟邹先生――笔者注）主张缓一步再排，要看一看情形，因此搁下来了。想 不到时局越搞越紧，不但不能排，而且不能不想法东放西放，东藏西藏了。”如果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苛责于30 年代初一位具有进步思想 的出版商的话，这种历史的遗憾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更值得称道的是，汪原放先生标点分段的古典小说《水浒》、《儒林外史》、 《红楼梦》、《西游记》，以筚路蓝缕之功开了以现代方法整理古典小说的先河。 诚如鲁迅先生评价的那样，“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小说的标点和分段，现在来看，也许并不十分艰难，但当时开创之初，却是 “谈何容易”。据说胡适之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提议对于考生要考标点 和分段。既考学生，先要自己弄个范本。于是他和另外几位先生随手拿来一本《汉 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于是几人分头标点。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竟没有一个 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博士教授都是如此，汪原放大胆开拓的胆识和辛劳可 想而知。汪原放先生说：标点、分段结束，“立刻去印刷所打了一个样张来，大家 看了，对每面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天地头，都再三商量、讨论，认为很妥当了， 于是开排”；再说校对：“我们校校样，至少三校。我校初、二校，鉴初兄来时， 再同覆校三校，一起商量、讨论，力求校得一字不错”；再说古典小说的淫秽的地 方怎么办？原放先生说：“这些地方，给青年们看了，学生们看了，不很好，不知 道怎么办好。 mpanel(1); 于是有了两人之间一席谈：适之兄主张删节，用‘……’表示有删节。仲翁 （陈独秀先生）道：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 …’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们依了仲翁。”处处为读者着想， 对于一个私营出版单位来说，能够如此，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编辑出版工作由于职业上的关系，他们接触的大抵是革命家、文学家、学者等 名人，他们的工作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 通过后者，把一批批充满时代精神的精神食粮供应给广大读者，后者又通过前者唤 起民众，使他们的理论、理想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 两者亲密无间地结合起来，共同建立民族与革命的雄伟大厦。从这个角度来说， 视编辑出版者为为人作嫁是不对的。视作家、学者为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衣食父母也 是错误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朋友间的关系。《回忆亚东图书馆》的相当 一部分篇幅，写到作者自己及书局的同人与陈独秀、胡适、章行严、陈乔年等学者 和革命家的关系，包括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都是十分感人的。我常常想，假如亚 东图书馆大摆架子，永远与作者保持在各分畛域的地位上，是否能够有所作为呢？ 我同时想到，我们有一定“编龄”的编辑同志，也大可以学学汪原放先生：他那样 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样大胆地探索和实践，那样地和作者交朋友，又那样地留心收 集整理资料，晚年仍然潜心著书，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经过浓缩了的、不可多得 的有功于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的《回忆亚东图书馆》。（1986.1.7）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