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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张元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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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张元济先生

听熟悉出版行情的朋友说,“传记热”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近几年,大本厚册的名人传记、评传,确实是沸沸扬扬,连一向受到冷落的出版家也受到关注。比如近代大出版家张元济的传记,至少就出过两种。在传记之林中,汪家熔先生这本《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可能是貌不惊人的一本:装帧简朴,不尚繁华,一如张元济先生其人;字数也只有十万余言,薄薄一册,300 个页码。有人会说,为大出版家出版传记,如此这般,过于寒酸了一些,似乎出版家的传记就应该出版得更厚更豪华才够气派。我不作此想。我认为,这《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是写得颇见功力的一部,史料翔实而不拘挛,文章洒脱而不枝蔓,脉络清楚,要言不烦,文字之间,流转着一脉书卷之气。

作者或许就是一位对商务印书馆,同时也是对张元济先生研究有素的学者。

比起那些一时心血来潮,然后去找资料,然后发挥想象,铺陈扬厉,成洋洋洒洒之文的传记作者,或曰文学传记作者来,不知高明凡几!

张元济先生不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1901 年,他由南洋公学入商务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了三年的馆龄。但“张是商务的灵魂”。把商务从无到有办得有声有色的是夏瑞芳,把商务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印刷厂发展为解放前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或者说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和张元济先生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从一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就大抓了编辑队伍的建设,大肆网罗人才,并以极大的气魄,编印教科书和大型丛书,正如他在《告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的90 自寿诗中所云:“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也正如他的同事们称颂他的那样,他是“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的人。

在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由穷困到显达,这种改变是容易适应的;但由显达改变到艰危,逼着你去干一件自己并不熟悉、但又于社会有益的新的事业时,却往往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和胆识。在“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一节里,作者曾有如下一段记载说:“总务处成立后,特别是印有模病故、高凤池提任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担任经理后,编译所的工作实际由高梦旦负责,张的工作转入全面管理。从此,他再没有时间像当年编最新教科书那样自己执笔了,不能像当年编《辞源》,后来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那样和编辑们一道参加编写词条,也不能像当年林琴南译《玫瑰花》,由他逐一校改古僻字之类了。如果我们翻一翻这段时间他的日记,在‘编译’一栏里,经常是空白,或仅仅记载一些代传件。只有教科书和函授学校教材,还是他具体关心的内容,其他,只能作一般的关心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被一个庞大的出版、印刷、发行联合的无数琐碎事务所吞噬。而这些琐碎事务合起来就是使一个出版企业得以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组织活动。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编辑,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改过一本书稿,他们对文化所作的贡献和一位著名作家是同样值得称赞的。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使作家的著作为人所知。”作者接着这样评价张元济先生道:“在以个人名利为中心的旧社会,对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一定学养的人讲,做到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大概相当于今天出版社的社长,统筹全局,位居中枢。说起权,不可谓不大。权尽管大,但离开文墨事却咫尺千里。这,对于事业家,比如夏瑞芳来说,全力以事就是,但对于张元济来说,可就不那么容易接受。儒家教育中,就有“立言,所以明道也”,而“立言”当指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历来是读书人追求的灿烂目标。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中,那位晚景凄凉的孔乙己,不是仍然脱不下油腻的长衫,而且口不离“之乎”么?至于张元济先生,他的理想和他的学养,却不仅仅是写一写文章而已。弘扬中华文化,振兴中国学术,一开始恐怕就是他献身的目标。据赵而昌先生回忆:“张氏主持商务,由他经手签发的出版物,仅善本古籍的影印,何止千万!几年前我见到过商务存上海的数百种未经发印的底本——今已归存北京,每种都有张氏朱笺手批。《鲁之春秋》朱印本——雕版初成,例用朱色先印若干本者,海盐李聿求撰,由徐益之先生写了工致的《校勘记》,又经先生朱笔核校。丹黄满纸,真可宝也。”说明张元济先生是学贯古今,造诣极深的学者。但社会既需要优秀的学者,出版业更需要优秀的编辑和经理。在这里,就有个名利问题在。今天,当编辑是逐渐可以名世了——书的封底上常常注明责任编辑的大名。而当时,编辑是无此待遇的,经理呢?当然更“无名”得厉害。有谁见过,著作的封底上印有社长、经理的大名呢?至今不是都没有么?因此,《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说张元济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确是切中肯綮的评赞。

事实上,我们的出版界,不知道有多少位居出版中枢,综揽全局的“有一定学养的人”,在他们至关重要的岗位上默默地贡献,不为人知亦从无怨尤地贡献着。假如不勉为其难地位居经理、社长或主编,他们也许或者说肯定能写出并不弱于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的著作,他们也可能,或者说肯定会“名利双收”。但他们正像张元济先生一样,宁肯牺牲自己的著作,而贡献于别人的著作,宁肯牺牲自己的学养而贡献于民族的文化事业。他们是一批值得人们尊敬的人。在“传记热”已经勃起的今天,由《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的传记,使我们关注到这样一批值得人们尊敬的同志,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想,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近一个甲子,在我们的出版界,有多少这样的先生、同志呢?我希望有更多一些为他们立传的著作问世。

(1987.11.24)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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