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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却的孙伏园 几个月前,几位正在编一部现代散文鉴赏文库的朋友,约我写一篇鉴赏孙伏园 散文作品的文字。琐事猬集,直到日前才完稿付邮。按一般情况来说,文债结清, 未曾爽约,是应该轻松一点了罢。然而,我却并无轻松之感。对于孙伏园,似乎还 应该再说些什么。这是在浏览鲁迅《〈城与年〉插图本小引》一文后产生出的念头。 在这篇《小引》结尾,鲁迅先生深情地说道:“自然,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 人,我们是要纪念的!”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想到,近40 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当然更因为极左路线的祸害),“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 被我们遗忘的、冷落的实在不算少了。这中间,就有孙伏园先生。 严格地说,孙伏园并不以作家名世。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1926 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伏园游记》,一本是1942 年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鲁迅 先生二三事》。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相比,孙伏园的著作,的确是相当的少。 因而,除过一些鲁迅研究者或对他尚称熟知而外,孙伏园之于当今文坛,真如“白 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了。 然而,孙伏园却的的确确是“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在新文化运动 勃兴期,他曾为新文化运动的扩大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 有胆有识的编辑家。 新文化运动初期,有四大副刊曾风靡一时,并且在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报刊 史上光芒熠熠。除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外,北京的《 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这两大副刊即由孙伏园刻意经营。而在新文化运动史上, 《语丝》这“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 力加以排击”的著名刊物,“它的创办”也“要归功于伏园一位”(鲁迅先生语)。 当然,衡量一位编辑家成就的大小,也并不只在于他编过多少刊物。关键的问题却 是,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孙伏园所编辑的种种副刊,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哨 阵地上,竭力为之呐喊,为之抗争。如果说当时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在某种 程度上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的话,那么,正是包括孙伏园经营的副刊在内的一系列 刊物,把他们联结起来,使之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集团军,以勇猛的火力,向旧时代 进行认真的攻击和卓有成效的批判。 我们在谈论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作家及其作品的本身,而往 往忽略了默默无闻为作家“作嫁衣”的编辑,直至今天也仍然如此。 而一些作家,也往往一旦功成名就,便只顾谈自己的这样那样,甚而至于,把 夫人的“贤慧、聪颖”也扯进去,独独对扶持他的编辑不屑一顾。这是不公正的。 鲁迅先生并不如此,他从来不抹煞那些把他推到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编辑先生的功 绩。孙伏园比鲁迅先生年轻13 岁,他们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师生之情,孙伏园曾 两度受业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深知他的这位学生。早在孙伏园中学时代,鲁迅先 生就对孙伏园的思想内容进步、立意又新的作文加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批语。 足见师生是心心相印的。因而,当孙伏园初任北京《国民新报》编辑时,即主动向 鲁迅先生约稿。自1918 年8 月3 日起,该报连载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就是 鲁迅应孙伏园之约而翻译的。 鲁迅为此写过一段文字:“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 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在此之前,鲁迅 先生的作品,大抵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两处,数量也不多。《国民新 报》可能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由刊物走向报纸的第一步。发表园地的拓展,当然与孙 伏园的约稿是分不开的。1921 年10 月12 日,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创 刊,孙伏园担任第一主编。孙伏园主持的这张副刊,团结了大批作者,其中包括李 大钊、瞿秋白、马寅初,也包括周作人、黎锦熙、蒋梦麟、张耀翔,更有江亢虎、 吴稚晖以及胡适之等。它的栏目,也可谓琳琅满目,样样具备,诸如讲演录、特载、 小说、诗、论坛、杂感、译述、科学谈、戏剧研究、传记、古文艺等。特别是它的 文艺副刊,其作者群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所有的名流和新秀。他们在《晨报副刊》 上推出一篇又一篇佳文力作,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中尤以鲁迅创作 热情最高,成果也更为丰硕。就在创刊两个月后的12 月4 日,鲁迅先生便以“巴 人”的笔名开始在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 正传》。这也是孙伏园约稿之功。鲁迅先 生在《〈阿Q 正传〉的成因》中回忆道:“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 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 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 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 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 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 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这《阿Q 正传》,在中国新文 化运动史上,其地位,其影响,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了。 罗曼・罗兰曾评之曰:“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杰作。… … 阿Q 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毛泽东同志则多次表示过: “《阿Q 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 地看看。”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三年多时间里,鲁迅先生为副刊供稿五十 余篇,给《副刊》以极大支持。如果没有“笑嘻嘻,善于催稿”的孙伏园,曾在鲁 迅“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的《阿Q 正传》, 恐怕仍然会“想不起来”吧!《阿Q 正传》的发表,催生者是孙伏园。鲁迅先生牢 记着这一点,并且将其感念之情行诸于文字,遂将文学巨匠身后的青年编辑请到台 前,展现于世人,用意可谓深长。 在《晨报副刊》工作的日子里,孙伏园编刊,鲁迅先生写作,二者可说是休戚 相关、荣辱与共了。“1924 年10 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 《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 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 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 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 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年方30 的孙伏园未免太年轻气盛了一些。 mpanel(1);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未尝不是与作者站在一起,向粗暴无理地扼杀作者 作品的行径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孙伏园的辞职,对《晨报》来说,是一大不幸,对 新文学运动来说,却又是一大幸事,因为由他创办的新刊《语丝》竟导致了“语丝 派”的崛起。鲁迅先生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 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 独立邀来的,记得是16 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 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 了。这便是《语丝》。”投稿者号称16 人,实际上有点“虚张声势”。编辑校对、 接洽稿子、跑印刷所,也仅由伏园、川岛、李小峰三人担任。发行也是这三位,据 川岛回忆,三个人“不声不响地手上托着一大叠《语丝》,装着笑嘻嘻的脸,走近 去请他或她买一份……尤其是孙伏园,矮矮的身材,长的那么样像日本人”。“第 一期印的两千份,出乎意外地在几天内就卖完,而订阅者尤其是外埠的,仍不断地 汇款来信订阅,记得《语丝》第一期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份。”《语丝 》的大受欢迎,当然因伏园邀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俊彦(第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 的就有鲁迅、钱玄同、川岛、江绍原、章衣萍、周作人和孙伏园自己),同时,更 与孙伏园的殚精竭虑、精于谋划和全力以赴分不开。《语丝》出到第四期,《京报 》总编辑邵飘萍邀请孙伏园去主编《京报副刊》。鲁迅先生是竭力鼓励孙伏园去, 并说:“一定要出这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为什么“一定要出这口 气”呢?因为伏园是被《晨报》挤出来的,办《语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 语丝》已站住了脚跟,又有《京报副刊》之约请,正可以扩大阵地。同时,这鼓励 之中,也体现出鲁迅先生对孙伏园的信赖,他相信孙伏园一定会把《京报副刊》办 得比《晨报副刊》更好。1924 年12 月5 日,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正式出版。 半年时间,鲁迅先生先后将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杂文《咬文嚼字》、《忽然想 到》、《并非闲话》等30 多篇拿给《京报副刊》发表,既支持了伏园的工作,又 及时地配合了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如果因为以上所述,以为孙伏园也像时下一些编辑那样惟名人是从,那就错了。 孙伏园在编辑过程中,既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又尊重作者的劳动,而一旦证明了 自己的认识错误,他更勇于承认。在稿件取舍问题上,他决不强加于作者。通情达 理,平等待人,在编辑、名人抑或新作者之间,架设起一座平等、理解、和谐的桥 梁。当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在《语丝》第一期发表时,鲁迅先生在篇末 加有如下附记:“今天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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