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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过当年长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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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过当年长安道

1924 年7 月,鲁迅先生应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之邀,赴陕为暑期学校讲学,随鲁迅先生同来的学者中,有《晨报》记者孙伏园。孙伏园既与鲁迅有同乡之谊,又曾两度受业于鲁迅先生。1919 年孙伏园进入报界后,鲁迅先生时时赐稿,支持孙伏园的工作。鲁迅先生远行讲学,孙伏园随行,一方面在于照拂鲁迅先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可能也出于编辑记者的职业需要,想亲自到这“物质生活,总算低到极点了,一切日常应用的衣食工具,全须仰给于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则理学气如此浓重,已尽够使我惊叹”的封闭、落后,既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又十分不景气的今天的陕西来看看的想法。行前,周作人曾“以秦游记见勖”,也就是说希望孙伏园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字发表出来。孙伏园说自己“乃以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就成了这篇洋洋万言的“秦游记”——《长安道上》。1926 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伏园游记》,第一辑,《长安道上》就收入其中。孙伏园长期办报,著述不多,大概散文集也仅此一册。另有《鲁迅先生二三事》,是回忆与纪念鲁迅的文字的结集,1942 年由作家书屋出版。仅有的两本著作,都涉及鲁迅先生。特别是《长安道上》,十分真切详实地记录了随鲁迅先生陕西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不仅对当时陕西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相当生动,一篇游记不啻为六十多年前陕西情状的历史录像,同时,又为鲁迅先生赴陕讲学的活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字记录。正因为如此,在孙伏园不多的散文作品中,《长安道上》成为他的代表之作,历来被一些鲁迅研究史料和现代散文选本所收录。

散文的路子,一般来说大抵两种:一种以抒情取胜,字斟句酌,文采斑斓;一种以叙事为主,行文朴实,不事雕饰。虽然路子不同,但真正的散文佳品,都能以它们的艺术魅力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孙伏园的游记之作,可以归属于质朴一类。也许由于记者职业使然,他观察细密,视野开阔。也由于他的学养深厚,在游记作品中,似乎不经意之间,溶入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颇为恰切的议论。因而,虽然是叙事散文,但同时又具备了知识性、情趣性等特点。《长安道上》,以记叙长安文化方面的物事为主,由历史陵墓到大小雁塔,由华山灞河到卧龙寺的藏经,由艺术学校的筚路蓝缕到易俗社的创业发展,由陕西酿酒的习性到方言土语的源流特点。这一切物事,似乎都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也几乎是信手拈来,即兴命笔,但由于作者观察的细密和知识储备的丰厚,仍然能够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间有议论,贴切中肯,使文字丰腴饱满,摇曳多姿。以卧龙寺藏经一节为例,他写这寺,是“房屋甚为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时重修的,距今不过24 年”;他写了藏经,“共有五柜……柜门外描有金彩龙纹,四个大字是‘钦赐龙藏’”,可见来历不凡。如果叙事到此为止,文字就未免平直。于是作者穿插进一节6 月6 日晒经遇雨的小故事,引发出“经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纸质甚好,虽经雨打,晾几天也就好了”,因而“老夫子并将南藏缺本,郑重地交我阅看,知纸质果然坚实”。藏经写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带住。可是并不。作者以“藏经”的“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引出一句“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从而带出“圣人盗经”这件前一年发生的使南海圣人康有为大失其体面的佚事。“佚事”人所共知,复述就嫌累赘,作者信手拈来“圣人”在陕行状云:“陕人之以家藏古玩请圣人品评者,圣人全以‘谢谢’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带走者为数亦甚不少。有一学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检,圣人手批‘交刘督军严办’字样。圣人到陕,正是冬季,招待者问圣人说:‘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这边备办。’圣人就援笔直书,开列衣服单一长篇,内计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几十件云。”三件圣人的生活细事,不乏冷峻幽默之笔,扯下了圣人的假面。在这里插入这样的细节,是否是节外生枝呢?并不。作者曾写道陕人“性格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安静、沉默、和顺”,然而就是这样的陕人对圣人“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之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长安道上》叙事甚繁,但作者并不囿于事件的叙述。

作者追求的是即事联想生发开去,旁涉博采,收奇趣横生之效。

《长安道上》也写人。写了美术学校的王君办校时“除靠入学费以外,每年仍得省署些许资助”,然而“这一点极少的收入,不但教员薪水,学校生活费,完全仰给于它,还要省下钱来,每年渐渐的把那不合学校之用的旧校舍,局部的改换新式。教员的薪水虽然甚少,仅有五角钱一小时,但从来没有拖欠过。而且新教室已有两所,现在将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现有图画音乐手工三科,课程大抵已臻完备”,由此得出“办事人真能干”,“照这样困苦经营下去,陕西的艺术空气,必将死而复苏,薄而复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由易俗社的创业维艰,到秦腔的风靡陕西,作者热情地赞美了易俗社的创业者和秦腔艺人:“我佩服刘箴俗,更佩服易俗社办事诸君。”如果说,这些方面,作者采取以事带人之法来写人的话,在对黄河船夫的描绘中,我看作者是以一种米盖朗琪罗创造《大卫》的崇敬之感来为他们传神写照的。他写了他们“紫黑色皮肤之下,装着健全而又美满的骨肉”,“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们的五个脚趾全是直伸”。作者说:“他们的形体真与希腊的雕像毫无二致,令我钦佩到极点了。”他写了他们的豪爽:“船上请我们吃面的碗,我的一只是浅浅的,米色的,有几笔疏淡的画的,颇类于出土的宋瓷,我一时喜欢极了,为使将来可以从它唤回黄河船上生活的旧印象起见,所以问他们要来了,而他们的豪爽竟使我惊异,比我们抛弃一个铁罐还要满不在乎。”作者感叹地说,这些可敬的船夫,他们固然“知识短少”,“物质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但“他们的精神可是健全的”。对劳苦人民,流露出由衷的崇敬之情。

游记散文的写作,往往走入一味描山画水一路。等而下之,更易流入导游一途。孙伏园以记者的身份,以学者的素养,从容地驾驭了长逾万言的秦游记这样的题材,写来不觉枯涩和干瘪,在现代游记散文中,是颇为难得的。

而且,《长安道上》给我们的启示,也并不在于长篇游记的写作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安道上》无异于一张六十年前军阀统治时期陕西的缩影,一张发黄了的然而又画面清晰的历史照片,现在重新阅读,不仅给我们历史的回顾,也更给了我们现实的启迪:六十年,历史走过了一个甲子,有些事情早已前进了、改观了,有些事情,仍然驻足于六十年前,还得下功夫用气力去改变它。读《长安道上》,犹过当年长安道,这也许正是《长安道上》一直不能被人忘怀的原因罢。

(1988.4.20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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