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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自评《子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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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自评《子夜》说

1933 年1 月,即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三周年的前夕,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

《子夜》并不是新文学运动的长篇小说开山之作。在它之前,叶圣陶的《倪焕之》、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即《田野的风》)也曾经激动过一些读者的心,在社会生活中搅起一片涟漪。然而,就影响之深刻和震动之强烈来说,《子夜》无疑是后来居上的。正像一些文学史家说的:《子夜》标志着茅盾在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也是党领导的30 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巨大收获之一。如果说,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话,那么,《子夜》的出现,则显示了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实绩。

《子夜》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在于茅盾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同当时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长卷式的画面中,通过典型的人物和细节,相当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和30 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有力地驳斥了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所谓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促使中国的封建经济解体,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发展,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谬论,它用鲜明而可信的艺术形象向人们作出回答:“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的问世,当然地引起不同营垒的绝然相反的评价。在《子夜》问世不久,瞿秋白同志就及时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中指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在给国外的友人曹靖华同志的信中,十分欣慰地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受压迫以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在一次讲演时,他更高度赞扬说:“《子夜》写得很好!”丁玲同志在致杜衡的信中也说:“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自《子夜》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它不断地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日文和捷克、波兰等国文字,进入世界文学画廊。1973年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李牧善的《三十年代文艺论》,当然是一部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论文集,但在论及《子夜》时,也不得不承认:

“《子夜》是一部政治小说,使既定路线小说化的小说。它用‘子夜’暗示:

黑暗将成过去,太阳即将出来,它胜过一万张中共的传单和标语。”“《子夜》是一部为共党宣传,为共党统战,最标准、最有力的‘政治小说’。”早在《子夜》问世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曾以“抵毁本党”的罪名,禁止《子夜》发行。后经书商周旋,被迫删去描写双桥镇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的第五章。越一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149 种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子夜》在劫难逃。

《子夜》的巨大成功,《子夜》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突出成就,从革命阵营的推崇和反动营垒的抵毁查禁两个方面,一致给予肯定——尽管形式截然不同。

对于《子夜》的作者茅盾同志来说,他又是如何评论《子夜》的呢?这里不妨抄引一段茅盾同志在《我的回顾》中说的话:

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功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这段话说得何等恳切诚挚呵!当我抄着它的时候,我似乎已触摸着一代文坛巨子那颗火热、真挚、坚韧、进取的心,我似乎悟出一位伟大作家70余年间,永葆自己文学生命青春的奥秘。

的确,《子夜》的巨大成功,曾使37 岁的茅盾无比欣悦。正如他说的那样:“在我写民族资产阶级的作品中,这本大抵是最全面、最丰富……另外,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别人写过30 年代的买办资产阶级。……评者有认为《子夜》是我的代表作。以我30 年代的作品而论,那是这样的。这也差不多是我自己的看法。”当然,取材的一帜独树是可贵的,它突出的显示了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鲜明的时代性。但更重要的是两年多的社会实践,广泛地接触一些实际工作的革命者、自由主义者、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这些人物为他得心应手地塑造吴荪甫、朱吟秋、周仲伟等民族资本家,赵伯韬、尚仲礼等金融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曾沧海、冯云卿,以及唐云山、李玉亭等资产阶级政客、教授、律师、医生和交际花以及何秀林、朱桂英、陈月娥等30 年代的女工形象,为他进一步揭示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真切生动的感性材料。

然而,茅盾并没有沉醉在《子夜》的巨大成功里。在《子夜》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自己这部负有盛名的作品中寻找出“毛病”。

而且把自己书中“毛病”的产生,从生活实践这个原则问题上找出原因来。

在《子夜》中,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写得异常真实生动,而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相形之下就显得薄弱。特别是第四章和第五章描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场景,益发有枯涩苍白和概念化的弊病。之所以会如此,茅盾同志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子夜》中的上流社会的诸色人等,他曾经有过较多的观察、接触,有“第一手材料”。有了这样的生活实感,写来顺畅而生动。而对于革命者和工厂、农村生活,就只能利用见闻、口述这样的第二手材料,不少地方得借助于想象。写起来自然捉襟见肘,大大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当然,这也是左翼作家当时的通病,在反动派的禁锢压迫下,他们是绝然得不到去下层社会体验、感受的机会和条件的。《子夜》原拟写成农村与城市的《交响曲》,也正是因此而中缀。即以《子夜》而论,用茅盾的话来说:“又因不愿凭空杜撰,只好弃之不写了。所以我说这部作品是半肢瘫痪的。”当然,世界上绝少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即使是代代相传的传世之作,也难免有白璧之玷。《子夜》诞生于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毛病是不应苛求、也不会影响到《子夜》的社会认识价值和美学欣赏价值的。可贵的是,茅盾没有回避和讳言自己作品的缺失,几十年后仍然痛切而中肯地把自己作品的毛病揭示给读者。

“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从而“年复一年,创作不倦”,“永不满足,永远追求”,茅盾的这种信念和精神,既不“夸大”,又不“妄自菲薄”,茅盾的这种高尚品质,为他不断有更高质量的新作问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就在《子夜》震动文坛之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发表,接着《林家铺子》问世。可以看出,作者在《子夜》表现农村生活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其深刻、真实、感人,足以弥补《子夜》“半肢瘫痪”之不足。茅盾的这种信念和品质,也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一直到80 余岁高龄,仍然写作不辍。在他弥留之际,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深情地说:“我的心向着你们。”是的,作为党的文学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他的心永远向着党,向着祖国人民,向着一切文学后辈。从他自评《子夜》,我们就感受到那颗火热的心的搏动!

(1984.4.18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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