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徐懋庸杂文集》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徐懋庸杂文集》

这是一部装帧印刷相当精美的书。五十余万字,800 余页码,厚厚一巨册,若辞典然;绸脊纸面精装。硬面,用作者签名式,与书脊的书名一体烫金,外加护封,在淡雅的浅蓝色块上,用6 个宋体字“徐懋庸杂文集”竖排,疏朗、俊挺、秀逸;彦涵的一方木刻《礁石》,飞浪迸溅,一礁兀立,就印在护封的左下角。扉页之后是徐懋庸1976 年夏天摄于南京的一张生活照片:

瘦削的双颊,深陷的双目,青筋暴出的双臂,微微佝偻的身姿,右手之中持竹棍,那是权作手杖用的。大约在拍照后的半年左右,他就以67 岁的不算高龄的年龄溘然而逝了。看到这张遗照,对徐懋庸的生平、事业和遭遇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心酸感慨的吧!要知道,拍这张照片时,“四人帮”虽已垮台,然而他还被划在——那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迫害的结果——敌人那一边,被视为“异端”而遭孤立、歧视和打击。不过,徐懋庸毕竟是徐懋庸,早在严酷的前三年,就有诗言其志云:“早向红旗托死生,暮年那复计枯荣。浮沉沧海寻常事,岂有英雄恋太平。”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算我优先惟一事,嶙峋瘦骨却禁风。”观遗照,诵遗诗,奔涌在我心中的,除了淡淡的心酸之外,就是庄严的崇敬之情了。

出身贫苦的徐懋庸同志,早在30 年代就以他的杂文而步上左翼文坛,成为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的、以杂文为武器的战友之一,与徐懋庸同志齐名的尚有唐弢、聂绀弩二位。鲁迅先生曾给徐懋庸的杂文《打杂集》作序——为新人的杂文集作序,这是仅有的一次——鲁迅先生引了《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之后说:“(这首诗)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的‘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的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是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鲁迅先生并对徐懋庸及其战友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果然,徐懋庸同志不负鲁迅先生的厚望,从30 年代到40 年代到50 年代,从左翼文坛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一直到5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了关于哲学、文学著作、译著外,战斗的杂文一直是他未曾须臾或离的贴身武器。《徐懋庸杂文集》汇集了他20 年间,已出版和未能出版的《不惊人集》、《打杂集》(有鲁迅先生之序)、《街头文谈》、《打杂续集》、《打杂新集》杂文五种,除过译文、诗词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出版的《徐懋庸回忆录》外,他的绝大部分杂文作品,终于在80 年代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为一种文体,杂文虽然有它的共同特点,但这杂文,到了不同性格、气质和修养的杂文家笔下,就会、也必然会各展机杼,五彩纷呈。如果说杂文有一个叫做“杂文味”的东西的话,那这“味”就比五音六律还要繁复得多,足供研究者研究一番的。

徐懋庸的杂文是有鲜明特色的,他有自己独特的杂文味和杂文笔法。

在徐懋庸的杂文中,找不到那种闲情逸致、吟风弄月之作。30 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小摆设”“性灵”“小品”之文,与他无缘。正如鲁迅先生所评赞的那样,他的杂文“言之有物”。针砭时弊,密切触及的事,嬉笑怒骂,皆有所指归。他的走上文坛的第一篇杂文《见得多》,似乎就是他杂文写作的宣言。他从高尔基《秋天的一日》中的一个附注:“一个见得多的人的记述”,引申到当时作家中,禁锢于都会的亭子间,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即使“有的虽然出过洋,以为‘行万里路’了,但所见也无非自己一阶层的而且限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其他方面,即曾见过,也不过皮毛。因此我们的文坛中,虽也有些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学,但是往往‘画虎类狗’,只成就些‘风花雪月’恋爱,接吻,而已”。

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他又特意指出:“不过,我们曾有在农村见得多的几个作家,例如鲁迅,因此,我们还能有《呐喊》和《彷徨》等作品。”其实,杂文创作也要“见得多”的,见得多才能有比较、有鉴别,也才能击浊而扬清。徐懋庸同志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见得多,看得准,他的这些杂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几十年间所见、所想、所思、所言。在这些杂文里,我们看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申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文人的种种残虐的统治和拙劣的瞒和骗,如何对形形色色洋奴思想、奴才性格以及林林总总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发出发聩震聋的大声棒喝。50年代,他目睹了弥漫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压制民主等不正之风,写下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蝉噪居’漫笔》等名文,为党分忧,为民请命,狙击丑恶,张扬真理。他见得多,看得准,一文一出,即得共鸣。他与那般明哲保身者,见风使舵者、随波逐流者毫无共同之处。

他所言之“物”皆关系党风、政风、民风、文风;他之所“言”,痛切,直率,或大声疾呼,或委婉陈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似火的赤子之心。

徐懋庸的杂文,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犀利、尖锐、一针见血,充分展示了革命杂文的战斗性。所谓锋芒毕露,“杀偏锋”是也。据闻,十年浩劫,徐懋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曾在《玉连环》一词中写道:“且学浑沌,将诸窍泥封草盖。只留将双眼,看它后事,如何分解?”这就是徐懋庸的为人风格。1976 年12 月23 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电讯,未作调查,笼而统之地把徐懋庸又同张春桥划在一起,年高体衰的徐懋庸奋笔为文:《对一条电讯的意见》,予以驳斥,这也正是徐懋庸的为人风格。1957 年,他的杂文《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无意中批评了一位领导人在一件事情的处置上“所代表的风气,对于百家争鸣,乃是一股逆风。这逆风的成分是‘老子天下第一’加上‘专横’”。谁知这批评颇触痛了个别人,又是以“诽谤”相威胁,又是写匿名信告状。徐懋庸并未因此而缩头,在以后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关于“危机”的补充》中继续坚持为“百家争鸣”抗争,并联系到小品文面临的不佳命运(他竟不幸而言中,那时的一批小品文的作者,后来不都纷纷成了“攻击”什么的分子了么?),在后来的《打杂新集·自序》中再行批评。笔锋随着人品来,这要何等的胆量和眼光!对于落后的、错误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就是要有鲁迅先生提倡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精神呵!徐懋庸在一篇文章中风趣而感慨地说:“关于我的杂文,21 年前,鲁迅先生曾批评过,说是比唐玄宗的诗做得好,可见我的作品之‘伟大’了。但是,只是比皇帝好,却正是我的倒霉之处。”在极左思潮的氛围中,徐懋庸的“杀偏锋”的杂文,确是要碰壁“倒霉”的。

徐懋庸的杂文泼辣而不油滑,犀利而不浅薄,言之有物而不为物所囿。

这基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特别是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素有研究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杂文,涉及面极广,大凡古今中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艺、民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洋溢于笔端的,文艺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给他的剖析和褒贬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比如《质的规定性》、《真理归于谁家》这两篇,也是批评官僚主义的,倘从政治角度落墨,势必枯燥、夹缠而吃力不讨好。但他别出心裁,从哲学的角度着笔,挥洒自如,条分缕析,联系实际,伸手可触,妙趣横生,不失主旨。“百炼钢成绕指柔”,堪称大家手笔。

48 年前,鲁迅先生告诫和鼓励过徐懋庸和他的战友:“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去。”徐懋庸是无愧于鲁迅先生的希望的。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十年浩劫的九死一生,他非但没有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反而更坚信了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并以“瘦骨嶙峋却禁风”的乐观主义精神,用他的笔战斗到最后一息。而重新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也并没有忘记他。这册装帧印刷相当精美的杂文集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983. 10.27 )

--泉石书库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