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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萼与三叶》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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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萼与三叶》读后

40 多年前文光书店出版的《花萼》、《三叶》两书,是很难一睹原版的了。1983 年三联书店将《花萼》与《三叶》合为一卷出版的《花萼与三叶》,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花萼与三叶》只是几十篇小说、散文、杂感的合集,作者三位: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是已故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儿女。当时都在20岁左右,站在文坛之外,是初学写作的业余作者。他们很谦逊地说:“我们写这些文章,原为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了作文本儿?我们又想,学校里同学间喜欢调看作文本儿,或者有人想看看我们的。”为此书作序的宋云彬先生说得好:“其实像这样的作文本儿,现在的中学校乃至大学校里,如何找得出来。我以为青年看看这一类作品,也许比《精读文选》之类还要受用些。”至美的《坐鸡公车》,使人看到了她出自衷诚的同情之心。她是高兴坐这种四川所特有的鸡公车的,“坐在鸡公车上,前面没有一点障碍,可以随意地眺望;乡间的路上那么清静,又可以自由地思索些什么。”这是在战时的四川,国难日亟,民不聊生,鸡公车夫自有一腔酸辛。听过他们自述遭际后,作者“渐渐地,我怕坐鸡公车了,偶尔坐的时候,也故意装得心有所属,不让车夫找到机会和我谈话。我情愿让车夫认为我是个不和善的顾主”。这里边包蕴了多么复杂的感情啊!听了车夫的自述,使作者徒增痛苦:不听车夫的自述,又心中凄凄不可释怀。作者淡淡地写来,真实而细腻地表露出一个书香之家的善良青年的心曲。至善的《化为劫灰的字画》,写了家藏的字画,如何伴着主人流离,随着主人迁徙,给主人带来慰藉,同主人共度孤寂。

但日寇轰炸乐山,这字画顿时化为劫灰。这篇文章,是写战争给人类,也给文化带来劫难的。然而作者并没有义形于色,他只是侃侃而谈字画的来历和全家对它的无限珍惜,并没有直斥侵略者的罪孽。“到了晚上,一家人仍旧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但是看到那刷白的墙壁赤裸裸地站着,总觉得不很顺眼,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这使我深深地怀念那些已化为劫灰的字画了”。寓沉痛于平静,显出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夫,回味之间,作者的憎爱之情更觉强烈。如果说至善、至美的文章偏重于冷静的叙述,甚至不露声色而声色跃然纸上的话,至诚的散文就显示出一种不吐不快的锋芒来。他写过一篇800 字的《速写》,写的是戏院买票处的拥挤和插队,甚至大骂出口,衣冠狼狈。在这段淋漓尽致的“速写”中间,作者似乎不经心地插入这样一句:“假如这时候有一个刚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人在旁边,一定以为这里是‘献金台’,不然就是救国公债的购买处。”这真是大煞风景的一句插语。

然而正是这句贴切至极的插语,把作者对抗战后方的畸形“繁荣”,与上流社会的少爷小姐不管抗战的愤怒之情,强烈、尖锐地表现了出来。

家庭的熏陶与影响,对于孩子们是相当重要的,大人的行事作人或作文,自然更深刻更具体地影响和熏陶到孩子。叶圣陶先生并无意让孩子成为文学家,《花萼》、《三叶》出版时,“三叶”都不以文为终极追求,他们追求的正如父亲所要求的那样:做一个真实的人、高尚的人。这一点从“作业本儿”上,已经洞若观火。但形诸笔墨,真正成为“作文”,则又不能不要求其洗练、朴素、活泼。也许出于职业的习惯,叶圣陶先生是怎样对这三位业余作者耳提面命呢?“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桌子的中央。

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这是“三叶”在《花萼》自序中的一段描述。那充溢于父子之间的温馨和长者的认真耐心,晚辈的活泼好学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

(1988.2.29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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