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先生之风——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先生之风——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5 年前,正是“四人帮”肆虐的年代,何林先生尚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有辅导鲁迅作品学习的文章在内部印出。已经记不清是哪一位朋友给我抄了李何林先生的地址,于是我贸然给他写了一封求教的信。信是发出了,能不能得到回复,在我,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甚至不抱什么幻想。我当时估计,先生是不可能回信的。先生虽在南开任教,但他从30 年代的《论鲁迅》,到40 年代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早已是开国内鲁迅研究先河的著名学者,而自己久居商州山地,默默无闻,闭目塞听,虽然也写了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章,然而浅陋浮泛,怕也是很难进入专家学者之视野的,更何况,文化浩劫,遍于国中,“弄文罹文网”,一场场运动,早已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变得分外谨慎和警觉(记得此前或此后,从一位老前辈那里抄得一位居住上海的老前辈的地址,遂写信请教什么问题。信发出许久,回信来了。信的开首就坦率地说:‘你来信说从某某先生那里知道我的地址和近况,我免不了写信去问问他,这一点我想你是会予以谅解的。’云云)。我贸然给李先生写信,他信得过我吗?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竟然收到他的回信,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才知道,李先生对于给他写信的人,无论亲疏贵贱,都是一视同仁,亲笔作复,而且每信必复。所以,我在收到复信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位著名的学者李何林先生,看得起山野草民,没有什么学者架子。我同时也就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给颜黎民写信的事来。这是我对先生之风的最早的深切感受。

这以后,大约通过四五次信,其间,因为开会,也有几次面聆謦欬的机会。李先生给我的第二个深切感受是诚恳坦荡,虚与委蛇是没有的,敷衍塞责是没有的。事无巨细,他总是决不苟且。我平时写字,潦潦草草,只求达意,不求工整,因而常常出错。第一次给他写信,就被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两处:“来信收到,信封上写的‘高×寄’,(‘×’是写得很草的“信”字)是否信?难定。姑写高信吧,信内文字,倒不潦草。”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了,使得先生三翻四检,终难确定叫高什么。多亏“信内文字,倒不潦草”,才确定下来是一名叫高信的粗心青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其实,信内文字,依然潦草,说“倒不潦草”,也正是先生的宽厚之处。也是在同一封信里,先生就委婉而明确地指出我把“罗怃”写成“罗抚”的错误。曾有张若谷其人,作说部《婆汉迷》,以罗无心暗讽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信手取来罗无心,化为“罗怃”笔名,以示反讽。我明明知道此中原委,但仍然一直把“怃”误成“抚”。李先生风趣地说:“‘罗怃’不是‘罗抚’,“怃”拆开才是‘无心’,‘抚’拆开就是‘无手’了。”当时读信至此,不禁面红耳热。心中暗想:这位李先生的眼力好厉害呀!倘不是李先生指出,我以后一定会在专著《鲁迅笔名探索》中重犯“无心”变“无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对一个初次通信的并不熟识的青年,如此“不留情面”地匡误指谬,实在是对我这个不够格学生的一声棒喝。的确是一声棒喝,而且还更有无声的棒喝,所谓言教之外的身教:先生来信,从信封到信内文字,莫不工整端庄,一笔不苟,处处流露出严肃纯正的学者之风,堪为我临写的范本。回视自己的信笔涂抹,只有无尽的惭愧,继而从这惭愧中生出见贤思齐的信心。

也有几次开会,有幸亲炙先生的教诲,或两人相对,或数人围坐。面容清癯、不苟言笑的李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从无倦容,更无厌烦之色。

坐在先生的面前听他谈话,听者如我,首先就是杂念顿消,一任他那明净如春雨般的话语,浸润到干涸的土地。11 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访友。当时,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机构还暂设在西黄城根一个大院里。接待我的是漱渝兄。交谈未几,研究室要开会了,会场就在漱渝房间的隔壁。漱渝让我在房子里随便翻书和休息,他按时出席。主持会议的是何林先生。会议呢,也只是一般的机关工作会议罢,只听到何林先生清朗的皖北乡音,久久地从会议室内传出。我当时就想:一个职位那么高的领导,一个贡献那么大的学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里,主持着这样一个小小机关的工作会议,这样认真地具体地耐心地安排布置指导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单位的工作?其实,他完全可以以居家遥控,或者通知几位中层领导来指导安排,而这样的领导者,实在并不鲜见。可李先生却不,事无巨细,必躬亲以行,难怪他身边的中青年学者一提起李先生,无不肃然起敬了。须知,此时的李先生已届75 岁高龄了呵!

李先生是一位严正不苟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对后学霭霭然的长者。这或许正是他道德风范的两个方面,两者合起来看,又组成了他那令人感怀的先生之风的一部分。当我向他请教鲁迅笔名“罗怃”时,他翻查了《鲁迅全集》之后,告诉我:“我查了一下‘罗怃’,在1933 年1 ~12 月共用了六次”,而关于张若谷的行状和《婆汉迷》,他“都无资料可查”,如果有资料可查,他一定会查出来告诉我的。我想得到一张鲁迅木刻像,那帧木刻就印在他选注的《鲁迅杂文选》的封面上。所以我写信给他。他回信说,他并不认识刻此像的同志。这事原就可以作罢,让我再想法就是了。可李先生一定估计到我的拘谨,怕我失望,又特意告诉我可以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商借,甚而至于连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地址也不惮其烦地开列给我,而且顺便叮咛一句,《鲁迅杂文选》闻已重排印了,“本子要放大些,是否还用此相,不知”。显然怕我等候此书重印后不见此像而耽误了我的需要。我按他的指点,向天津人民出版社写信,果然得到了陈新同志所刻制的那帧鲁迅木刻像,现在仍挂在我的书房里。我也曾以鲁迅思想转变问题,征询先生有无新的见解。按一般情况来说,寥寥几句就可作答:“我的观点仍未变,可参见拙著某某。”可李先生并不,他是害怕我找不到他昔日的著作,特意用百余字,概括重申了他不曾改变的观点。我也曾于每封信中,也常常在请教之余,向他打听一些我所崇敬的前辈的现状,有些在当时颇为犯忌,别人只会口说,不会形诸于笔墨,或者连口说也分外小心。但李先生对我,竟然毫不设防,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谈到周扬、夏衍,谈到了田汉、阳翰笙,也谈到了唐弢、王士菁诸位先生,笔墨间流露出对老朋友的追怀,对一些朋友遭遇的同情。特别在谈到王士菁先生时,还给我开列了士菁先生的通讯地址,说他与“士菁也常通信”,于是我也就与士菁先生通过几封信,从中受到教益。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只要你有求于他,他总会使你得到满足,那样推己及人,那样细致周到。所谓“先生之风”,自然亦包括这些吧。

李先生病危时,曾自制唁告曰:“60 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保卫了鲁迅思想。”这也是李先生对他60 余年生活和工作的总结,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同时更振聋发聩,掷地有声。他的自制唁告和他那刚直不阿又清可见底的一生,无疑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树立了一块鲜明的路标:只有继承了鲁迅精神的如李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研究鲁迅,也才能发扬鲁迅精神。

李先生去了,他留给我,同时也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令人敬仰的先生之风。

他督励着我们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用鲁迅先生当年的话来说就是:“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1989. 5. 8)

--泉石书库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