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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奇先生的《参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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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奇先生的《参差集》

郑伯奇先生诞辰100 周年和逝世16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陕西省市报纸,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这对于几十年来受到冷遇的郑先生确乎是很好的纪念。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有关郑先生研究资料的严重不足和收集不够,个别文章也有大的疏失。比如《西安晚报》6 月26 日刊发的茹节山同志的《回忆郑伯奇老师》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属误忆。文章说:“当时,他(指郑伯奇先生)印出了他回到西安所写文章的一个小册子,书名叫《沙滩上的足迹》,他说他的文学活动,就像沙滩上的足迹,会很快被风沙掩埋掉的。”抗战期间,郑先生两度回陕,第一次是1937年上海沦陷后,自沪回陕,次年,携家入川,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1943 年二次回陕,次年,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建立,郑先生应邀莅校担任中文系主任。在西安师专任教五年,直到全国解放。1945 年,在西安师专任教的同时,郑先生又兼职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编辑副刊《每周文艺》,茹节山同志回忆的正是郑先生既任教又兼职编辑的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这段时间,郑先生出过《沙滩上的足迹》这本小册子没有?没有。但倒是出过一本名叫《参差集》的小书,时间是1946 年6 月,出版单位是西安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这本书是西安文化界人士为庆祝郑先生50 寿辰而出版的。如果把郑先生1920 年发表的新诗《别后》定为他从文之始,那么,到《参差集》出版,刚好是25 年,所以,《参差集》也可以看作是对郑先生从事文学活动25 周年的纪念。抗战期间为著名文化人举办的此类纪念不少,比如郭沫若创作生活25 周年和50寿辰纪念活动,曾于1941 年在重庆举行;茅盾创作活动25 周年暨50 寿辰纪念活动,于1945 年亦在重庆举行过。1944 年重庆也为老舍举办过文学活动20 周年纪念。

关于《参差集》,郑先生曾在后记中这样介绍过:“这是一部名实相符的集子。里面有比较严肃的散文,也有相当零碎的感想,有带点游戏性质的文字,也有可供研究资料的译文。内容虽说不上五花八门,而参差不一却是真实的。书中还收进了一些旧稿,不过都是经过了选择,而且其中有几篇是仔细修改过的。”郑先生一生著述十余种,倘以散文而论,这《参差集》是惟一的一本,而且,几十年间到1979年郑先生逝世,郑先生在陕西出版的图书,这《参差集》也是惟一的一本。尽管这本书是由几位朋友热心鼓励,“我才勉强编成”的,然而,郑先生对此书的出版依然是相当认真的。

《参差集》大抵是郑先生三四十年代散文的选编,诸如发表在30 年代《良友画报》上的《新三都赋》、《海与恋爱》、《冬》,发表在《申报》上的杂感随笔《谈狗》、《新年的吉利话》,发表在《太白》上的《婴儿的梦》,也有发表在《文坛》上的为纪念郭沫若50 寿辰而写的回忆录《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这篇回忆录,恐怕也是较早记叙创造社历史的一篇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沙上足迹》一文,副题为“文坛生活25 年”,发表于西安《高原》第一卷第二期。这一期杂志为郑先生文学活动25 周年特辑(1944 年12 月),重庆西安几位朋友皆有祝贺与纪念之作刊出,特别是郑先生的老朋友郭沫若自重庆寄来《争取今天》一文,热情洋溢,恳挚拳拳。郑先生在《沙上足迹》一文起首就此深表感谢说:“尤其是沫若兄的文章里面,对我的缺点,曲加原谅;对我应努力的方向,恳切指示;老友的深情厚意,使我无比感激,无比兴奋。”然后,十分谦逊地概述自己25年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轨迹后表示:“成绩却是太少了,想起来,不禁惭愧,这25 年间,自己所留下的,只是沙滩上的一点足印而已,时代的巨浪将要一洗而无余,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呢,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呢!”郑先生对这篇回顾总结性的短文,十分重视,所以先在《高原》纪念专辑发表,一年多以后,又收入《参差集》,显然在表示“惭愧”的同时,又有鞭策自己的用意在。

50 年后的今天,茹节山同志的回忆文章把《参差集》误记为《沙滩上的足迹》(应是《沙上足迹》)也足见此文对一个青年学子的印象之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也启示我们,对老一代作家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就我们陕西省而言,如郑伯奇先生这样的前辈,并不是很多,倘任其资料湮灭,或以讹传讹,作为晚辈的我们,才真的要“不禁惭愧”和“不寒而栗”!

(1995. 7. 26 )

何时共论文——追怀钟朋教授

结构力学专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钟朋先生10 月29 日逝世的消息,我是在11 月21 日的《光明日报》第二版左下角那个特定的位置上看到的。

钟老以74 岁之华年告别这个世界已经40 多天了。

知道钟老,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似乎是庆生兄有一天向我谈起,说冶院有一位老教授,收藏现代文学出版物极富,而且这方面的知识相当广博,庆生并怂恿我专程去拜访这位老人。当时,并未引起特别注意,加之长年劳作于南山,失却了造访的机会。后来,从一些大报上读到一位梁永先生的文章,都是关于现代书话方面的。我曾猜想,这位梁永先生,可能是京华某位老前辈的化名吧。到了今年3 月,在西安读到《读者之友》上一篇评论拙著《品书人语》的文章,从行文上看,作者对我的写作情况相当熟悉,这确乎令我惊异。而作者偏偏又是那位梁永先生。我不免在我记忆中搜索与我有联系的京华友人,一无所得。旁边的吴成瑞老师笑道:不要再猜了。这位梁永就是冶院教授,近在眼前的钟朋先生!我蓦然想到多年前庆生兄对我说过的冶院那位教授,当是近在眼前的钟朋先生无疑了。我急切地驱车冶院拜访钟先生,这不仅仅是对他至诚崇敬,更是为了向他聆教,求他指导。

钟老刚从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来,大衣棉帽口罩,使他矮小的佝偻的身材显得更小。听到钟夫人讲我在坐等的话,他赶快脱去大衣跨进客厅,紧握我的双手,用浓重的豫东方言道问候。不等我开口,就亲切温婉地问长问短,我一一作答,他频频点头。谈起外地一些前辈的情况,他起身从书房拿来一本精美的册页,一一指给我看,施蛰存、牛汉、胡絜青、吴祖光、新凤霞、黄裳、赵清阁……诸多新文艺家的题词题诗和丹青,使我了解到钟老交际之广,难怪他的书话文章曾给我造成京华某老所作的错觉。我看他保存的剪报,一大包,大概有百余篇,都是他近几年劳作的成果,大都发表于《文艺报》。

署名,除我所熟知的梁永之外,尚有钟朋、钟良运。我就猜测出来,钟先生名朋,大概字良运,梁永应该是他表字的谐音罢;我看他的藏书,盈架盈柜,决不弱于专搞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教授。在书架上有一本我主编的《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我惊异地问:“此书是内部出版,您老怎么得到的?”“街上买来的,无非为了看你那篇长序!”的确,他在文章中就谈及我这篇长序的,我真后悔,当初没有给先生寄赠,辜负了先生对我的关注之情。谈到张又君、唐弢、赵清阁在陕西出版的一套《风雨小品》,先生说,那正是他组织来、交给陕西出版的。我同时也知道了,他推荐了朋友的著作并得以出版,而他的完全可编入《风雨小品》的一本谈书的书,却至今被束之高阁,问世无期。先生谈到我,他说,他原以为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想不到还这样年轻,真是相见恨晚,并让我也在册页上题词。我受宠若惊,说我担当不起,但终拗不过先生的盛情,后来在册页上抄了两句古诗:“何时一樽酒,相与共论文。”酒,我并无嗜好,我只想有更多的机会向先生请教,感受先生对现代文学、对友人、对后辈的温馨的情爱。

今年10 月中旬,我举家迁入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庆生兄,又谈起钟先生。我们还相约改日同去看看老人。今后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了,后会之期应该是很多的,或者用不着急。谁能想到,先生竟如此匆忙地归去了,我来了,他去了,今生今世,难践“相与共论文”之约了。

钟先生的去世,当然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但钟老对文学的挚爱,对后辈的奖掖却会永远耳提面命着后来者,因为我知道,我仅仅是钟老众多地关注与施惠者之一呵!

( 1991.11.28 西安)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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