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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三师

三位我在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令我难忘。

50 年代中期,商州依然闭塞落后。中学教师多来自外地。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对分配到山区,似乎并不畏难。“祖国处处是我家”,“哪儿艰苦哪儿安家”,并不仅仅是两句歌词。因此,每当新学年开始,一批新老师带着简单的行李,操着南腔北调,在孩子们簇拥下,当众亮相时,看不到愁眉苦脸的委屈相。不过那时节,政治运动也频繁,教师变换也频繁。初中三年,换了三位语文教师,就是证明。

初一的语文教师姓万,瘦小精干,正是四川人的特点,又不无一股潇洒风度。20 岁出头,孩子气尚未脱尽。时间长了,他也学几句商州土话,可惜往往把商县念成桑县,无论如何也变不过来。讲孟姜女哭长城课文时,男孩子微笑着看定万老师,大胆一些的,竟然偷偷向万老师做鬼脸;女同学呢?

低着头红着脸,抬也不敢抬。什么原因?原来课本中孟姜女的丈夫就叫万喜良,与万老师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万老师叫万庆良。师生之间年龄大概相差七八岁。老师讲得如醉如痴,学生听得免不了因喜良、庆良这一字之差而走了神。课堂提问,答及万喜良时,生怕走了嘴,冒犯了年轻的万老师,尽管大家知道,万老师决不会因此而动怒的。万老师崇拜鲁迅,而学生对鲁迅却生疏得很,虽然课文中也选着鲁迅的小说。记得他房子的墙上就贴着一张杂志上剪下来的油画《鲁迅和青年》,从那时起,一位留着短须的瘦小老人走进了我的记忆,连同那油画作者的名字黎冰鸿。

反右一结束,万老师不见了,后来听说已被遣送回到他那天府之国的万县了。但那时,天府之国对于他来说,恐怕不会成为天府的吧。代替万老师的是一位孙文艺老师。孙老师与万老师里里外外大异其趣:关中汉子,高大魁伟,部队文化教员出身。走如风,坐如钟,站如松,一切经过制式训练,初看似乎是一介武士,学生不免畏大于敬。待一开课,漂亮的板书令我们咋舌,讲起课来,音色浑宏,又抑扬顿挫,可谓声情并茂。唐弢的散文《通向共产主义社会》是课文之一。开头那一段:“汽船在俄罗斯的母亲——伏尔加河的胸膛中航行着,船头激起两条水纹,斜着向左右披分,渐远渐平。河东岸,沙洲上一望无际的森林,由于涨潮的关系,沿河的芦苇都没入水中。

河水是混浊的,然而天空却一碧澄澄,太阳从树丛里洒下碎金似的闪光,五月的空气分外清新,凸胸鸠在远处叫唤。我忽然想起屠格涅夫笔下俄罗斯的大自然。美啊!”这段描写,3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可以一字不拉地背诵,而每每背诵时,孙老师那沉潜于中的神情和韵致就浮现在我的脑际和耳畔,连同那一声深情的感叹:“美啊!”在这时候,威严的孙老师仿佛变成了一位情致绵绵的诗人。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听,教室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教室里刹时安静下来,孙老师大步跨上讲台,目光炯炯,扫视全室,漂亮的课题飞上黑板,他用他全部身心引渡这几十位孩子去遨游神圣的文学殿堂。

孙老师不久又不见了,替换他的是一位本地老师郭敏厚,才从大学毕业,讲起课,说起话,还显得腼腆。也许刚刚由学生变成教师,所以当面对我们这些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大孩子时,常常是不苟言笑。但学生可不怕他,大于学生四五岁的老师无形中成了学生的兄长。课自然讲得很认真,简直一丝不苟,一字一词,必要讲得你知源知流。更可感念的是,他鼓励学生作文。班上有三个男生,包括笔者在内,喜好文学,每次作文,三足鼎立,看谁得分最高。郭老师有意鼓动竞争,甚或让我们比谁作文写得最长。三位小伙子,着实也下狠劲地写长,你长我更长。郭老师不怕长,一字一句地阅看,一字一句地改正,一篇一篇地评述记分。我不懂教育学,但我深佩郭老师这种让学生放笔作文的办法。学生在这里可以自定题目,然后驰骋想象,抒发感情。

我说不清,自己以后走上文学之路,是否与放笔作文有关,但从此爱上了写作,则是可以肯定的。

启蒙老师最使人难忘,特别是这三位启我文学之蒙的教师于我。30 多年过去了,万、孙二位想来也只50 多岁,正当壮年,也许早已走出了时代为他们设置的坎坷之途,正在我所不知的地方仍然为国培养英才。郭老师已是师专的副教授了,在古汉语研究上颇有成就,偶然见到我这30 年前的学生,依然慰勉有加。我每每想起他们或见到他,就感到一种难以言宣的精神力量,我应该怎样努力,才不辜负他们的培养之恩呢?!

(1990.3.30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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