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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你——我与商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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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你——我与商州图书馆

和图书馆结缘已有30 多年了。30 多年以来,我由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商州山地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一直扶持着我,帮助着我,引导着我。每一想起这走过的长长的自学道路,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图书馆,那些我所熟识的或不熟识的,健在的或已经过世的图书馆的师友,那些给了我知识和力量的数以万计的图书。我离不开你!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学生离不开老师和禾苗离不开太阳一样。

商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苦焦的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山高水险,闭塞偏僻,经济文化历来落后。最近我看到刘庭芳先生写的《商州图书阅读小史》,才知道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 年)商山书院改为商州中学堂,始有阅览室之设。1942年,借孔庙的大成殿成立了县立图书馆,以大成殿五间大房作书库和阅览室。书库倒不甚小,可惜只置有两个五层的书架,藏书的多寡,也就不言而喻了。所幸的是,1942 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尚没有赶上那个图书之于商州显得特别生分的时代。全国解放后,商州的文化生活才算与新时代的脉搏共震起来,虽然这震动依然相当微弱,与通都大邑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这书籍的稀疏的林子里。我没有奢望过坐在窗明几净藏书百万卷的大图书馆里攻读,我更没有理想化地希求于宋元椠本或新文学运动初期原版书给我带来欣喜。我知道,只要我不离开这些简陋的山地里的一个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仍然可以得到求知的满足。

最早和图书馆打交道,当然得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是50 年代中期,我在初中求学。这所中学,历史颇为久远,听说他的前身就是清末的商山书院,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镌刻着校名的石碑。学校有历史渊源,藏书也算丰富。三间阅览室,楼上是借书的地方,木板楼,一到借书时间,楼梯楼板的笃笃声不绝于耳。在那里,我读了当年正风行一时的苏联翻译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静静的顿河》以及1958 年后所出版的《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全部是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文学作品。我至今也不怀疑,它们在相当程度上给我以熏陶和感染。起码比现在的小青年专看通俗小说抑或麻衣相法有益得多。也是在那个小图书馆,我接触了鲁迅先生的有关读物。其时,语文课本分为文学和汉语两册,文学课本就选了不少篇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记得司徒乔的《鲁迅与闰土》的插图和沙更思的“鲁迅画像”就印在课本里,对鲁迅先生的小说的喜爱也就始于那时。也就是1956 年,全国各报刊隆重纪念鲁迅逝世20 周年,回忆文章极多,刚好给我提供了更多地了解鲁迅先生的条件。黎冰鸿的油画《鲁迅与青年》,莫朴的油画《鲁迅与祥林嫂》也就在那时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唐弢先生的《鲁迅先生的故事》、冯雪峰先生的《鲁迅少年时代的朋友》刚好也于那时出版,我从图书馆中借出来,读了不止三遍四遍。一代文豪鲁迅先生自此从那间小小的图书馆走进我的生活,此后,一直令我不能忘怀,10 年后,我自然而然地投入了鲁迅先生的研究者的行列。现在,那间昔日的图书楼早已消失了,但那栋显得笨重的砖木结构的小楼,那靠天窗照明的楼上借书处,那被多少少年求知者踏得笃笃作响的楼板楼梯和放着一排排木桌的阅览室,甚至那楼外的一丛繁茂的紫红的野玫瑰,仍然温润着我的心灵。正是它们,引渡我到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天地呵!

大约还是那个时候,商州有史以来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成立了。那正是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后不久,是知识正在增值的时候。新馆就座落在商州城里最美的莲湖公园东侧高台上。一排西式的平房,内藏南下北上购来的一批新旧书籍。几块小花圃里遍植花草小树,齐腰花墙,围住了图书馆所独有的安谧。它的藏书和期刊报纸,已经是中学图书馆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它自然又成了我课余假日流连忘返的所在。一位老年馆员,名叫鱼正农先生罢,颀长的身材,消瘦的面庞,大概担任图书出纳工作。他极少言语,默默地借书,默默地给破损的图书糊上牛皮纸的封面并用毛笔写上工整的书名,我极少看到他有清闲的的时候。我看书很快,一本小说,两天就看完了。时间一长,鱼老先生就开始问我:这书中写了什么?你读后有何感受?有时,我答不上来,这时就不免面红耳赤。细读与泛览毕竟不一样呵!鱼先生对我说:你正在求学,读书时间难得。要读,就读些你最需要的,而且读细读精,如何呢?我知道,鱼先生并不是厌烦于我的频繁借还,他正是指给我有效的读书方法。这以后,我读书就审慎得多,认真得多,生怕被鱼先生平静的提问与和善中带有威严的眼光所逼视。这颇有点像爱护孩子的父母诱劝孩子节食。我记着这位善良的默默从事着平凡的工作的前辈。另一位老先生叫杨伯芳,外乡人,很严厉,听说是1928 年入党的老革命,不知怎么被送到这小图书馆里来,五十多岁了,却没有老态,看得出是有过非凡经历的老人。他专管阅览室:每天下午,准时换报换刊,绝无延误。然后戴上一副老花眼镜,坐在阅览室一角看他的报纸,且不时地从镜框的上沿,注视着他的读者,随时制止小声的说话。他是一位尽职尽责又有点厉害的人。这厉害却又保证了阅览室永远的安静和整洁。我是阅览室的老读者,和他老人家经常见面,也就熟识起来。有时,吃饭迟了,跑到图书馆,老远里见门已开,迫不及待地翻花墙而入,被他发现后,规规矩矩地站在他面前接受训斥;有时,急忙挑几份要看的新报新刊,藏在正看的报纸下边,又被他发现,毫不客气地让我交出来。虽然一犯再犯,他老人家却对我没有厌恶之感。有一次竟对我说:

“你爱读书,这我都看到了。但别人也要看呀!你一个人占几份,别人看什么?下班后到我房子来继续看吧!”夏日天长,我总得在他房子呆到天黑,冬日天冷,他温暖的房子又成了我依恋的读书室。看完了新报,他总和我谈谈学习、家庭和生活,或者硬让我吃几颗糖,喝点热水。这时候,他一点不凶,宛然一位和蔼的老爷爷。有一年暑假,他和鱼先生推荐我去帮助他们装订旧报,而且薄有报酬。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家庭生活固然困难,几元钱也可以聊作小补,更高兴的则是可以从容地温习那些当时读过的好文章。20 多年过去了,当年由我装订整齐又写上报名刊期的旧报,还可以在报库里看到。

而每一看到,我就回忆起那一段青年时期的读书生活,当然更想起鱼先生和杨先生。可惜他们都在十年动乱中死于非命。唉!多么好的两位长者呀!他们倘活着,也不过70 多岁。我怀念他们,不仅仅在于他们给了我读书的方便,更在于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更多的做人的道理。

初中毕业,升入高中,虽然高中也有图书馆,而且高中图书馆对我有了更强的吸引力,但那初中的图书馆小楼,那莲湖之滨的花园样的县图书馆,依然是我驻足之所,像回老家一样,隔三岔五拜访那几位耳提面命我、给我以言传身教的先生。

高中图书馆的藏书,当然比初中图书馆要多,一间平房,内借书外阅览,再也听不到笃笃的木楼板的响声了。管理员是一位叫做潘德隆的湖南姑娘,明澈的大眼,苗条的身材,两条当年常见的女同志的齐腰长辫,娟秀而精干。

也许是长期室内工作之故,她面色苍白,尽管只比我们年长六七岁,可感情却难以沟通。在我们眼里,她寡言又严厉,那口湖南话,听不懂;我们这帮山区小伙子,毛毛焦焦,与她的文静又形成明显的反差。可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能干:借书室里,一排排玻璃门书架,打扫得干干净净;阅览室外环墙张贴着图书分类目录,毛笔小楷,是最原始的检索方法。潘老师恐怕已听到我爱读书的好名声,不免对我这个读者分外优容:书是可以多借几本的,甚至可以破例放我到藏书室自己找。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正在连载晦庵的《书话》,《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也在陆续发表。我对这类文字,读得如醉如痴。把几十篇《书话》,一篇不拉地抄到小本子上,有好十几篇就是在礼拜天,一个人坐在阅览室抄写的。礼拜天阅览室照例不开门,潘老师提前通知我:你可以到阅览室看报。第二天我去了,报纸已经经她整理,一叠叠放在桌子上,泡好的茶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放我入室,她在外面洗衣服。我心中一阵阵发热,一个穷学生怎样报答老师的这一番盛情呀!那段时间,我在遍读馆藏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之外,又旁涉了关乎现代文学的入门著作。晦庵的《书话》,那一字字抄成的优美的散文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潘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进入文学堂奥的引路人,尽管她并不搞文学研究,但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她对我的“特殊优惠政策”就决定了我一生的生命走向。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图书馆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组漫画:

《亦工亦农亦馆员》,时间是1959 年第2 期,我对我心中的图书管理员,献上了一支稚嫩的歌,虽然那组漫画的内容和技巧,现在看来并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另一篇是散文:《商中图书馆散记》,是记潘德隆老师为教学服务的事迹的,发表在地方小报《商洛日报》上,现在看来,已经成了有纪念性质的文章,而难忘的潘老师早在20 多年前已经逝于疾病,没有回到她那三湘故土去!

图书馆的师友把我引进文学之门,我的处女作又是关于图书馆馆员的,我和图书馆也真是有缘呵!

6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烽火乍起,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在劫难逃,焚毁、查封,顿时变成一切罪恶的渊薮,商州山区本来就羸弱不堪的图书馆备受摧残。我只有靠那些秦火之外的图书的孑遗和关心我的图书馆的师友,勉强维系我对知识的一点痴情。我记得,一位图书管理员,几次在黑夜给我逐册送来1958 年版的《鲁迅全集》。他对我说:馆里藏书,早被洗劫。

这一套《鲁迅全集》是他东塞西藏保存下来的。知道我爱鲁迅,就让我保存着,也可免明珠暗投之灾。70 年代初,我把这十大卷《全集》读了三遍,使我受益无穷。利用下乡的机会,我曾遍访被捣得七零八落的县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尽力抢救随时可能遭厄运的图书。郭沫若作诗,力群、李桦等木刻的精装本《百花齐放》就拣之于一个农村中学废弃的书堆中;50 年代初出版的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是得之于一家图书馆待处理的废纸中,由那部书,我写出了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论文;从《新青年》的成套影印本(在那部可贵的巨书中,陈独秀等人的名字已被红笔勾去,也真得佩服造反派的愚蠢的“认真”)中,我翻检排比,理出了鲁迅早期作品《随感录》的脉络;《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的翻印本,使我领略了那位极受鲁迅尊崇的德国画家作品的风采;宣纸本《嵇康集》,带给我一睹鲁迅先生手泽的无尚欣喜。我更记得,70 年代中期,正是“四人帮”及其党徒们最猖狂之时,我被无故调出文化系统。我当然是不能甘心就范的,于是上诉,斗争。最后闹到被停发工资,房门被撬,扫地出门。那是我生命中最为暗淡的日子,也是情绪最为激愤的日子。我蛰居在故家的小屋里,用朋友资助我的稿纸,把一腔愤怒变为拚命地对学术的追求。稿子发出去了,就有人跟踪告状,报刊来了信,也被人拆阅私毁,我真正领略了领导防之惟恐不严,熟人躲之惟恐不及的人生的大悲哀、大孤寂。这时,一位图书管理员却不怕什么外来压力,给了我随时到他势力范围翻看资料的机会,大概有两年之久,一直到我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两年,他给了我心灵的慰藉,他的义举,使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并非仅仅是欺诈和诬陷。是的,他在我这段悲苦莫名的日子里,赐予我的不光是知识,而更是信念和力量。

十年浩劫收场了,阳光又普照在学术研究领域。我可以一身轻松地到省内外参加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可以向社会奉献出我的研究成果,这成果也有幸放到我迷恋几十年的书架之上,我更可以从容地到省内外大图书馆去查考资料。时代真是不同了呵!但我难忘二三十年来所受惠的那些小小的图书馆,那些善良的图书馆员们。我后来也有了自己的书斋和藏书,林林总总,比之于几十年前商州大成殿里的图书馆,比之于小县城公共图书馆的有关专业藏书,已经是全面完整得多。几位朋友说:这下你可以坐拥书城,不上图书馆了吧!我说:不然!过去,我离不开图书馆,现在和将来,我也离不开它。我生活在这伟大的时代,我要竭力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时代的大潮。这“时代”二字,是一个如此广泛的伟大的概念。而这时代的浓缩,则在图书馆。应当说,我也有幸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地区图书馆,省内闻名的文明单位就在我家的左近。这里的管理人员,理解我、支持我,为我提供最佳服务,我在这里是少数的可以享受殊遇的读者:每到傍晚,一天的工作完了,阅览室是我惟一的休息之处,我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浏览最新报刊,尽情地接收和感受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我可以到藏书室或样本库,补充我研究所需的材料,连借书卡也是自找自填自放;我需要什么过时的资料,管理员可以在尘封的报库,耐心尽心地代我查找。我时常对这样的厚爱感到不安,他们却说,这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只要我研究需要,只要馆里有,一定要满足我,哪怕到外地联系借用都行。他们的话和他们的劳动,温暖了我的心,同时更激励我努力地工作。

读书人的一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老师。而图书馆这位老师则是永远不会衰老,不会离休,既有文化积累之深厚,又富时代前进之气息的老师。几十年来,那么一些商州山地小小图书馆及其难忘的师友用他们的言行哺育了我,也哺育了我的作品,今后也仍然将哺育着我,我对他们是永难忘怀和深切铭感的,因此,每当我回顾自己自学道路的时候,总会由衷地对他们说:

我离不开你!(1989.5.9)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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