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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玉三记》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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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玉三记》三论

好几年前,在《十月》杂志的封二上,看到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几则漫画小品,至今难以忘记。其中一幅,画一只小老鼠,探头探脑又心安理得地躲在一隅:“我丑,但我妈喜欢。”这句短语,无疑是小老鼠的内心独白了。

多么理直气壮!似乎“我妈喜欢”,它就非但不丑,反而美丽异常了。小老鼠自然没有什么美丑之辨,丑归丑,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存在,我行我素,没有什么可以嘲笑和指责的。难为了黄永玉,使一些人们从小老鼠的“言论”上,看到了自己的心态。记得前数月,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某一基层领导,以权谋私,民怨沸腾,但此人有恃无恐,依然故我。文章的标题叫“人民不喜欢,我妈喜欢”,这里的“妈”正是被此人贿赂得昏头转向的一位上级。文艺作品,最忌读者对号入座,但我想,这位靠“妈”的基层领导不妨与小老鼠对一下号的。

不久,版式新颖,印制亦精的《永玉三记》三册:《罐斋札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芥末居札记》三本同时出版了。

《罐斋札记》84 篇,或劝诫、或嘲讽、或揶揄、或警示。妙语如珠,冷隽深刻,充满了睿智、机敏、幽默。

请看以下几则:

蛇说: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

麻雀:我喜欢拿别人的小是小非来锻炼口才。

蚂蟥:人!请接受我最亲密的友谊吧!

水獭:当鱼确信我是舞蹈家时,它就完了!

再请看以下几则:

鸽子:啊哈!我偷吃粮食,人们却叫我和平鸽。

狼:我总是每天碰见东郭先生,却很少碰到赵简子。

黑熊:我顺利地爬上树,却总是狠狠摔下来。

蚕:我被自己的问题纠缠,我为它而死。

珍珠蚌:一个小麻烦,带来一个大麻烦。

袋鼠:根据我的教训,子女要有出息,不能养在口袋里。

84 种我们司空见惯的生物,各个在这“罐斋”里毫不隐晦地倾吐着自己生存的秘密、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这一个生物的世界,这一个别开生面的生物对话,竟然与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有着相同或者相似之处。

在我们之中,难道没有作茧自缚者么?难道没有刺猬一样的主张别人去团结他的个人主义者?难道没有因小失大的珍珠蚌么?有的。否则,水獭就不会那样骄矜地嘲弄鱼,残暴的狼也就不会以每天碰到东郭先生为幸事了。

固然,《罐斋札记》是以左图右文形式而出现的,而图亦画得活泼而有灵气,足见画家传神写意的高超笔墨。然而,其文,则更独擅胜场。倘若无文,则84 幅生物图,无非精彩的动物小品而已,有文,那里也就活灵活现起来了。这或许早在黄永玉之意中,否则,书名何以就叫《罐斋札记》呢?

读黄永玉《永玉三记》之二《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时时想起那部被鲁迅誉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的《世说新语》。后来细读该书之序,原来黄永玉正是受《世说新语》的启发而命笔的。作者引过这样一段:“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看来这位王子猷,的确不乏魏晋士大夫的面目气韵。当然,今天看来,未免有点神经质,不可理解了。黄永玉引了这段“新语”,无非是说,写作《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是乘兴命笔,兴尽而罢就是了。但细审之,这里的“兴”大有讲究,既不是雅兴,更不是高兴,倘若是败兴、背兴,庶几近之。

作者对背兴、败兴之事,愤然不能释怀,于是以文讨之,以图伐之,入木三分,剖肤剔骨,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在这里,哲学家的思辨,漫画家的机巧,杂文家的锐敏,批评家的深刻,尽熔一炉。这里有为人们熟悉的词语所作的极精确又极形象的“诠释”:“患难:友谊的过滤器”;“时间:一种止痛良药”。其实,说是“诠释”又未免不够精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语义双关的警策:“盲肠:平时见不到好处,坏起来可要了你的命。”“仇敌:往往是热恋过的情人。”在更多的时候,“诠释”和警策,似又不能概括,它又成了一把明光闪闪的解剖刀,把某种社会痼疾剖出,使你不容置疑地叹服:“速度:物质运动的形式。比如,坏人一下子变成好人,快得连闪电也颇感惭愧即是。”“帽子:戴帽子是一个大发明,给人戴帽子是一个伟大的发明。”“道歉:要看谁在使用它。强者对弱者则表示宽宏大量。

弱者对强者则无异求饶。”这是一位大智者的眼光、思维和笔墨。是的,它显得如此冷峻,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弊端、疏失、荒谬、虚伪,似乎几千年文化积淀中的劣根性、惰性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协调,在他笔下都无可遁形。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么?并不。正是他对光明、正义、进步的渴望和对丑恶、阴暗的深恶痛绝,使他在别人漫不经心,习以为常的世事人物中,洞悉到其间的可笑可厌,愤不能释而形诸于笔墨的。

读《永玉三记》之三的《芥末居杂记》,脑中总浮想起《伊索寓言》、《百喻经》,甚或想到《庄子》来。浮想而已,决不是说它有什么因袭之嫌;想到而已,只是说作者的风格,千载以下,竟然一脉相承。然而,《芥末居杂记》却是全新的,其中所记,仿佛每日触摸感受得到。我常抚卷叹曰:我们的读者往往埋怨当今杂文之模式化、之浅薄作态、之不痛不痒。如果我们的杂文家能由《芥末居杂记》受到一点启发,改一改文风,练一练眼光,也许有益。其实,《芥末居杂记》却确是有所承传的。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收有《半夏小集》一文,那是先生逝世前不久力疾写成的,姑引其中一段:“A :B ,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B :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A :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B :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寥寥数句对话,把背叛革命而又振振有词的败类的面目,勾划得惟妙惟肖,酣畅淋漓。

黄永玉的《芥末居杂记》中,多有类此之作。《德才论》篇云:“狼、豺同赴农场,一老人曝于屋外,近前揖,曰仁者寿,曰寿而康,曰天下奇男子,曰德才双绝,曰乐善好施,曰哥儿们义气……语落轰然有声,狼豺各中弹而逃。老人持枪笑曰:‘余之德才在此恭侯久矣!’对狼豺之恭维,能以老人‘恭候’之法回敬者,鲜矣!”再看《跛伯乐》篇:“伯乐跛行。少壮见而问安。‘夫子何为哉?’答曰:‘相马所致。’问曰:‘相马夫子之道,何凄楚若是?’曰:‘相一良马。’问曰:‘良马岂不佳乎?’答曰:‘佳固佳,一牵上台阶,即狠狠给老子几脚!’”伯乐之跛,得诸其相中良马,并将良马“牵上台阶”之后,岂不哀哉?而人世间恩将仇报,仅止于“良马”乎?当然更有一种回答“伯乐”的“良马”:《降级》篇有云:“小子饭于黄老家,称黄公。越年与黄老宴共一桌,称黄兄。3 年后于车中见黄步行于道,遥呼老黄。10 年后迎面遇于衙,若不见。”由谦称“黄公”到“遇于衙”而“若不见”,志得意满、过河拆桥的小人嘴脸,纤毫毕现。更可恶的,还有一种“乘火者”:“剧场失火,观众争相奔赴太平门,践踏挣扎,小泼不漏。一人从容踩群众肩头而过之,曰:‘人无争挤荒乱,吾何来如此高度?’”看来,小人得志也应该作两面观,“践踏挣扎”、“争挤荒乱”者也有一份责任的呵!

《芥末居杂记》是极富战斗性的杂感,又是颇为精警的当代寓言。它所针砭的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说它是讽刺未尝不可,说它是写真,也未尝不可。诚如鲁迅所言:“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练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讽刺”之适用和受欢迎,正由于我们有那样的“真实”在。(1987.3.19 )初识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在中国文坛消失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出版了《回忆吴宓先生》,尽管吴宓先生已经去世12 年了。

吴宓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声名一直不佳。讫今为止的所有现代文学史上,吴宓先生都和复古主义者、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不光彩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读《回忆吴宓先生》之前,我难免又检阅了手头的几部文学史。据这些史上所载: 1922 年,吴宓、胡先啸、梅光迪等东南大学教授,创办《学衡》杂志,宣称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据说,实际上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史书上即派定他们为“学衡派”。该刊是出版了79 期的,“史”上只批了第一期,以后78 期内容如何,不得而知。据一期刊物而划成一派,似乎有点武断。

据《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郑朝宗先生回忆,《学衡》上就陆续发表过吴宓先生写的最早的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学的著译和资料《世界文学史》、《希腊文学史》、《但丁神曲通论》、《英诗浅释》、《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西洋精要书目》等。此刊物“销路却广,许多新派学人也承认从那上面得到了不少启蒙知识”,这正实践了它“融化新知”的主旨;再说“复古主义”这个指责吧,吴宓先生被批判的原因是,主张文学脱胎于模仿。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倘若以此派定其“复古”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似乎稍嫌偏颇,充其量也只涉及对写作方法的认识。“主张”云者,一家之言而已,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罢。是的,鲁迅先生批评过学衡派。但据我看,也无非是批评了吴宓他们的浅学和自负。《估〈学衡〉》中有言:“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他不害怕有人去“张皇旧学问”,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主张”,他并不会以此把人家打成复古主义者。鲁迅先生最瞧不起的是貌似内行的无知的说教如《学衡》创刊号里几篇文章的文风,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文且未亨”(这倒与前两年一班以新潮名词为时髦,胡抄乱缀,借以钓名沽誉的文坛混混儿相仿佛!)。我这种想法正确与否,还有赖于方家驳难指教。但有一点我想是不谬的:即使1922年的吴宓“反对”了新文化运动,我们也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也不能即以此否定了他的全人和一生。

吴宓其人,他的弟子季羡林先生在此书序中有一段概括,主要是说他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这大体不错。在新旧交替期崛起的一代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点奇特之处,吴宓先生也许更显奇特一些。但有一些并不奇特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特质,更在奇特的吴宓先生身上放射出逼人的光彩:他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部聘一级教授,高薪阶层,但他身无长物。工资何去?资助了清贫的朋友和学生;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默默劳作,不求其闻达;他终生执教高校,颇有一批学者出于他的门墙。他对同事,对弟子,决无嫉忌之心,坦诚率直,十分怜才;解放前夕,不畏利诱威胁,硬是不随伪政权东渡;受不公正的待遇几十年,临终仍以未能有机会登上讲台为憾事……

《回忆吴宓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虽然只是吴宓先生生平一些细枝末节,但这些无一不映射出他的奇特、率直。它使我们与一位比较陌生的学者亲近起来,深感他仍然是一个人,一个不能被历史、被学术忘却的人,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 1990.9.9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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