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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吴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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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吴宓先生

吴宓先生在中国文坛消失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出版了《回忆吴宓先生》,尽管吴宓先生已经去世12 年了。

吴宓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声名一直不佳。讫今为止的所有现代文学史上,吴宓先生都和复古主义者、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不光彩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在读《回忆吴宓先生》之前,我难免又检阅了手头的几部文学史。据这些史上所载: 1922 年,吴宓、胡先啸、梅光迪等东南大学教授,创办《学衡》杂志,宣称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据说,实际上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史书上即派定他们为“学衡派”。该刊是出版了79 期的,“史”上只批了第一期,以后78 期内容如何,不得而知。据一期刊物而划成一派,似乎有点武断。

据《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郑朝宗先生回忆,《学衡》上就陆续发表过吴宓先生写的最早的有系统地介绍西洋文学的著译和资料《世界文学史》、《希腊文学史》、《但丁神曲通论》、《英诗浅释》、《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西洋精要书目》等。此刊物“销路却广,许多新派学人也承认从那上面得到了不少启蒙知识”,这正实践了它“融化新知”的主旨;再说“复古主义”这个指责吧,吴宓先生被批判的原因是,主张文学脱胎于模仿。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倘若以此派定其“复古”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似乎稍嫌偏颇,充其量也只涉及对写作方法的认识。“主张”云者,一家之言而已,也说不上是什么错误罢。是的,鲁迅先生批评过学衡派。但据我看,也无非是批评了吴宓他们的浅学和自负。《估〈学衡〉》中有言:“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对的。他不害怕有人去“张皇旧学问”,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主张”,他并不会以此把人家打成复古主义者。鲁迅先生最瞧不起的是貌似内行的无知的说教如《学衡》创刊号里几篇文章的文风,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文且未亨”(这倒与前两年一班以新潮名词为时髦,胡抄乱缀,借以钓名沽誉的文坛混混儿相仿佛!)。我这种想法正确与否,还有赖于方家驳难指教。但有一点我想是不谬的:即使1922年的吴宓“反对”了新文化运动,我们也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也不能即以此否定了他的全人和一生。

吴宓其人,他的弟子季羡林先生在此书序中有一段概括,主要是说他是一个奇特而矛盾的人。这大体不错。在新旧交替期崛起的一代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点奇特之处,吴宓先生也许更显奇特一些。但有一些并不奇特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特质,更在奇特的吴宓先生身上放射出逼人的光彩:他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部聘一级教授,高薪阶层,但他身无长物。工资何去?资助了清贫的朋友和学生;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默默劳作,不求其闻达;他终生执教高校,颇有一批学者出于他的门墙。他对同事,对弟子,决无嫉忌之心,坦诚率直,十分怜才;解放前夕,不畏利诱威胁,硬是不随伪政权东渡;受不公正的待遇几十年,临终仍以未能有机会登上讲台为憾事……

《回忆吴宓先生》,提供给我们的虽然只是吴宓先生生平一些细枝末节,但这些无一不映射出他的奇特、率直。它使我们与一位比较陌生的学者亲近起来,深感他仍然是一个人,一个不能被历史、被学术忘却的人,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 1990.9.9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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