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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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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质疑

华鬘兄:

好长时间未通音信了,遥想一切佳适。

昨天,从西安开会回来,见到编辑部所寄《衮雪》今年第1 、2 期合刊号,真是亲切得很。犹记得10 年前,刊物创刊伊始,我正在西安作家协会读书班学习,大概是从宋文杰同志那里看到第一期,浏览一过,顿生爱慕,也就冒昧寄稿。兄不以文拙,陆续发表了几篇。以后,精力旁鹜,和《衮雪》的关系也就疏淡起来。但一提到汉中,就想到《衮雪》。前几天在西安,在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两册刊物的合订本,如见故人一般地欣慰和感慨:时间一晃,就是10 年。在出版界严肃图书的出版、严肃作品的发表都不景气的时候,《衮雪》在兄及诸位编辑的努力支撑下,依然坚持出版,依然保持着健康向上的格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啊!

这期刊物之所以奉寄,可能就因为题为《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这一篇。兄素知我比较留心这方面的史料,让我先睹,盛情可感。昨晚,一看标题,就亟想细读,可刚回来,又赶写了几封信,备极疲累。今天休息时节,全篇通读,然后又返回来着重看了第二节“三生有幸”。华鬘兄,恕我直言,我真怀疑这节文字的真实性了。或者说,这节文字有相当大的杜撰性,几乎无一可以经得起史实的考证。

“三生有幸”写的是1935 年到1936 年间,所谓“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张涤尘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其中涉及到张静庐(文内把“庐”全部写成“芦”,看起来特别刺眼,按理说,是完全不应该写错的)、鲁迅先生和郁达夫。现在我可以据行文顺序,谈谈这“纪实文学”的不实之处。

“当时(1935 年),明华印刷厂承印着金仲华先生主办的《中国导报》……

同时还承印着《鲁迅全集》”。且不说承印《中国导报》的事。即承印《鲁迅全集》一端,就大错特错。《鲁迅全集》第一次编印是1938 年,3 个月时间,由编辑到校对到印刷装订,把洋洋600 余万言的26 卷《全集》印了出来。

印刷厂是不是明华印刷厂呢?蔡元培、许广平合写的《鲁迅全集序及编校后记》中写道:“承揽排字印刷工作者,一为大丰制版所,一为作者出版事务所。前者主持人为徐寿生先生,后者主持人为朱础成先生,皆不惜减低成本,为文化界服务。”此文写于1938 年7 月7 日,当然是绝不会不实的。

“三生有幸”又说,明华印刷厂的“厂老板叫张静庐,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同乡。鲁迅先生经常去张静庐那儿聊天,喝绍兴黄酒,吃五香豆腐干之类下酒。”又错了。张静庐是浙江慈溪人,不是鲁迅先生的绍兴同乡,这在任何出版史料上都能查出来的。张静庐也从未当过什么“厂老板”。1924年,张静庐与友人沈松泉合办光华书局。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写道:“《聂莹》写成后,我把连同以前发表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一道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氤氲中的光华书局。这书店是沈松泉和张静庐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道,他们所合的伙可以说是干股……1921 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在泰东图书局的编辑部……他们由泰东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以后就挂牌另立了光华书局。到1927 年,张静庐又与友人合办现代书局,既出书又出刊物。1934年,张静庐创办了有名的上海杂志公司,成为专营杂志的专业书店,同时又出版十数种进步刊物,惟独没有去开印刷厂,当什么“厂老板”。至于张静庐经常与鲁迅聊天,吃酒,更是想当然耳。查《鲁迅日记》,记载张静庐的凡两次:1936年4 月10 日,“上午得振铎信,附张静庐及钱杏村信”;同年5 月7 日,“得张静庐信,即复”。鲁迅先生与张静庐之疏密,不用多说了。“三生有幸”中不就写道,张静庐“刚从绍兴归来,拿出一包礼物,有绍兴老酒,金华火腿等”,让张涤尘给鲁迅先生送去,但又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住址,又让张涤尘找郁达夫打听吗?关系既然亲密到经常在一块儿聊谈、吃酒,却连鲁迅先生的住址也不知道,这说得过去吗?

还有更离奇的。“三生有幸”说:“一次,头儿让张涤尘把校好的《救亡日报》上一篇文章送老板那里。他去后,见老板张静庐同鲁迅先生喝酒聊天(又是喝酒,难怪有人说鲁迅醉眼蒙眬——高信注)。见他来,老板说:

‘这位先生要看校样。’”“这位先生”就是鲁迅;而“校对过鲁迅先生的文章”的农民张涤尘,也就是因此而几十年来“心里仍热呼呼涌上股暖流,觉得单凭这点,也称得三生有幸,足慰平生”。可惜,全是子虚乌有。《救亡日报》何时创刊?创刊于1937 年8 月24 日。此时,鲁迅先生逝世已经整整10 个月了。虽然《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鲁迅先生也不会死而复生为它写文章,而且还用的是笔名,也不会亲自到张老板那里聊天喝酒,看校样了。更不会对张涤尘说:“这小鬼,来喝一杯。”更不会邀张涤尘入座,听张涤尘打趣“怎么没有茴香豆?”之后,说上一句:“那我们都成了孔乙己。”甚至还“抚掌大笑”哩!

“三生有幸”中又写道:鲁迅先生逝世后,“明华印刷厂老板张静庐特地送去花圈”。史实是:鲁迅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下成立有办事处,办事处有专司登记丧仪礼物的办事人员在,当年“丧仪礼物登记册”两本,“送殡者登记簿”四册,保存至今,刚好又在新近出版的《上海鲁迅研究》第三期揭载。其丧仪礼物登记两册,共记录355 项,举凡流水号、赠者姓名、品名、备序,登录得完整清楚,我一一核查,却并无张某送花圈之记载,足见这一节又是子虚乌有。“千年文书会说话”,当然比编排得有板有眼而经不起查考的“纪实文学”可信得多,虽然它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文学。

写到这里,已经不想一一批驳“三生有幸”的屡犯常识性错误的虚构了。

但张涤尘又煞有介事地在那儿津津乐道地奢谈起郁达夫来。所以再写几句,作为余兴。张涤尘说,他校对过《郁达夫自选集》(应为《达夫自选集》),因此对郁达夫“也是非常钦佩”。但《达夫自选集》初版于1933 年3 月,比张涤尘到什么张老板的明华印刷厂做校对尚早两年,你校对什么?张涤尘说张老板让他到大陆新村找郁达夫,给鲁迅先生送礼。其时,达夫早已迁居杭州的风雨茅庐,偶尔才到上海来。来上海也不住什么“公寓”,仅在朋友家小住,张老板连这些也不清楚么?更何况与鲁迅先生那么亲密的张老板,岂有不知鲁迅先生就住在大陆新村,偏偏给了小校对一个会见郁达夫的机会,使张涤尘“见到的是一位削瘦、头发蓬乱、满脸烟容的中年人,这可跟他那些浪漫传闻大相径庭啊!”老天保佑,虽然“他还曾见过茅盾、成仿吾、胡风、黄源、巴金、邹韬奋等许多上海文化名人”,到底没有一一写出,大概再编排起来,太得吃力,这倒也好,省得我再作些无聊的考证了。

华鬘兄,您知道,我是不搞文学创作的。对这几年兴起的“纪实文学’也没有多少拜读的兴趣。但我却记得鲁迅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文学创作,不怕假中见真,只怕真中见假,它易于使读者生幻灭之感。“纪实文学”,既然“纪实”,起码不能凭空虚构吧!即如这“三生有幸”,无乃太得假了,它使读者产生的,又岂是“幻灭之感”?

几年来,没有读过《衮雪》,偶尔读了这一期的头题文章,就写了这样一封信,确乎有负兄之雅意盛情。不过,也只是谈这一篇文章,而且又只是谈这一篇中的一节。也许这一篇中的其他各节,都是真实的也说不定。也许,我孤陋寡闻,资料不足,把“三生有幸”中的史实并没有搞清,反倒把真的认成假的。如果张涤尘或别的同志出来指出我的谬误,那也实为我“三生有幸”的事。

“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传统的交友之道,兄与我,虽都在陕南,但也是经年难得见上一面,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之所以不惴冒昧地秉笔直书,畅所欲言,也正在于此,谬误之处,望兄教我。

祝《衮雪》办得更好。

顺祝

编祺

高信

1990.9.20.商州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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