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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民间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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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民间戏剧

鲁迅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好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至于我看那好戏的时候,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其时恐怕我还不过十一二岁。”十一二岁的“远哉遥遥”的年月看过的民间戏剧,20 多年后仍留有“很好”的印象,并且不止一次在散文中回忆,在杂文中论及,足见鲁迅对自生于民间的戏剧艺术,特别是其中洋溢着强烈人民性的一些人物、事件的由衷喜爱。

一个伟大作家的成长,固然有许许多多原因,但他在童年时期所受的民间文艺的熏陶,应该说对他的成长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不是个普遍的规律,尚不敢断言,但对于鲁迅先生来说却确乎如此。

曾经使少年鲁迅醉心,使中年鲁迅难忘的民间戏剧是绍兴地方的“目莲戏”。在旧社会,人们借演“目莲戏”来驱邪祈福,除了享鬼,自然还兼娱人,对于人情鬼态,穷描极绘,幽域通明,并陈一台,举凡科诨技艺,歌舞百戏,无不包罗其中。而“目莲戏”的演员,皆属民间艺人,既各处串演,又种田打渔,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长期的艺术实践,使得他们能借助“目莲戏”这种戏剧形式,编纂出可以连演三天三夜的小戏节目,这些小戏节目,往往超出了“目莲戏”的惩恶扬善的宗教规范,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受压迫人民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的愿望,塑造出不畏强权,充满人情味的正直淳朴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正是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很好的好戏”。

在《社戏》中,鲁迅曾写道:“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大家才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这一夜里,我以为这实在要算最好的一折。”据说这“最好的折”戏就是有名的《游园吊打》。说的是忠臣和奸臣在皇帝面前激烈争论,结果自然是忠臣失败,愤而弃职。这忠臣就是鲁迅说的那位花白胡子。花白胡子回到家中,又遇到奸臣的儿子,带着老丁,闯进花园,正要强抢他的女儿。忠臣怒不可遏,就把恶少逮住吊打,直到恶少发誓赌咒,写下悔过书为止。少年鲁迅和他的伙伴们“振作精神的笑着看”这“最好的一折”戏,也许在于那恶少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下遭再来抢姣姣,变猪变狗变阿猫!”回话不迭的滑稽表演;也许由于忠臣的破釜沉舟,大打出手的痛快之举。但正如绍酒的藏之愈久,味道愈醇一样,《游园吊打》的情节在鲁迅心中埋藏30 余年之后,那位助纣为虐的“老丁”,即“二花脸”或“二丑”就出现在鲁迅笔下,成为帮闲帮凶的典型。鲁迅在《二丑艺术》中这样细致地描述:“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坏。……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得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多么形象,多么生动。这类二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里,实在是触目可见。我不想武断地说《二丑艺术》的成因就在于鲁迅小时候看过的《游园吊打》,但不能否认,小时候他看过的许多很好的戏,为他后来的创作,从一个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脍炙人口的《阿Q 正传》里,鲁迅在“革命”一章,写到“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革这伙妈妈的命”的阿Q 挂在口边的一句戏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也并不是鲁迅信手拈来。那“久想革命”,改变穷困状态的阿Q ,只有“手执钢鞭将你打”,才更真切地表现出他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们的切齿痛恨。而这句戏词也出自“目莲戏”里的《龙虎斗》。忠臣呼延寿的儿子,用竹节钢鞭痛打那听信谗言而杀害父亲的皇帝老儿赵匡胤时,就这样唱道:“不要不要三不要,只要昏君命一条!手执钢鞭将你打,打死昏君抵父命!”在鲁迅看来,呼延寿儿子对昏君的反叛与阿Q 对赵太爷之流的深恶痛绝,只有“手执钢鞭将你打”最能表达出那种决绝和愤怒。甚而至于,《阿Q 正传》中鲁迅以戏谑的笔墨写到阿Q 与小D 的撕打时,名之为“这一场‘龙虎斗’似乎并无胜败”,而这《龙虎斗》又正是上述戏目的借用,更足见《龙虎斗》所包蕴的严肃的思想内容给鲁迅印象之深了。

如果说《游园吊打》、《龙虎斗》在鲁迅作品中只属于粗线条的勾勒的一类的话,那么,“目莲戏”中的《女吊》和《无常》就算是得天独厚的两出戏了:它们借助于鲁迅饱蘸感情的笔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吊》描写一个贫家少女,因父母双亡,无钱埋葬,沦为娼妓,被迫卖身,受尽凌辱,上吊而死的悲惨身世。鲁迅先生这样回忆这不幸的“女性的吊死鬼”的形象:“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她的面目是“石灰一样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在“风雨如磐黯故园”的旧中国,穷苦妇女受到的压迫最深重,命运最惨酷。《女吊》不仅倾诉了妇女的这种不幸,更歌颂了她的反抗意识,这是使鲁迅深感欣喜的,因而他高度评价了《女吊》“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热情肯定《女吊》中闪烁着的被压迫与被迫害者勇于向恶势力复仇的勇毅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或者说是历史的局限,这就是鬼魂的“讨替代”。鲁迅先生说:“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民间戏剧,正如其他文艺样式一样,精华与糟粕并存,人民性中也不免夹杂着一些封建性和迷信思想。《女吊》中的“讨替代”,就是接受封建统治阶级利己主义思想所留下的斑痕。即使如此,鲁迅也是从大处着眼,从全剧着眼,肯定了《女吊》的基本精神是需要提倡的。

在“目莲戏”中,还有一位给鲁迅留下相当良好印象的“勾摄生魂的使者无常先生”。在旧中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人民群众对于那些抗御邪恶,富有人情味、同情心的理想人物心向往之。这种向往之情,也就贯注在“目莲戏”里的若干角色身上,无常即是其一。鲁迅这样追忆他的形象:“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据无常说,阎王出了牌票,叫他去勾摄他堂房阿侄的生魂。那位堂房阿侄之所以丧命,是为庸医所误。无常是富于同情心的,他看到“阿嫂哭得悲伤”,就“暂放他还阳半刻”,不料“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就将我捆打四十!”看来无常也是被诬陷的鬼魂。但无常却绝不讳疾忌医,他知错就改,而且改得是那么坚决,那么彻底,不管是谁,再也不徇私情了:“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这是多么可爱的典型形象呵!难怪鲁迅就以无常为例说:“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难怪鲁迅“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的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鲁迅每每谈到他所热爱的民间戏剧,往往与他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这倒不仅仅是杂文笔法所需要,同时也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戏剧艺术的富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手法,实在比游离于生活之外,面壁虚构,不着边际的低能的艺术家高明得多。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民间戏剧是不登大雅之堂,被拒于艺术之外的自生自灭的艺术。但就在那样的时代,鲁迅先生为这些优秀的民间戏剧而赞颂和呼号,不遗余力,令人感奋不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间戏剧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社会主义戏剧园地中的一朵鲜花。鲁迅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展颜一笑罢。

(1981.6.27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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