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 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 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 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 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 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 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 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象小金点，又象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有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 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 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 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枝铜 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 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想用手帕来揩 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我的头顶在冒着气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小 队的人说： “你太热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经被汗湿透啦！” 自己也觉得，我大概象是厨房里烤在炉旁的一张抹布那么冒气了吧？但还觉得不够。 什么不够呢？那时候是不能够分析的。现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游行和示威的时候，喊 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这回只是给别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没有喊“帝国主义”的缘 故。 我们这一小队是两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男同学是第三中学的，一个大个，一个 小个。那个小个的，在我看来，他的鼻子有点发歪。另一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她胖， 她笨，穿了一件闪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来和鸭子似的，只是鸭子没有全黑的。等到急 的时候，我又看她象一只猪。 “来呀！快点呀，好多，好多……”我几乎要说：好多买卖让你们给耽误了。 等他们跑上来，我把已经打成绉折，卷成一团的一元一元的钞票舒展开，放进用铁 做的小箱子里去。那小箱子是在那个大个的男同学的胸前。小箱子一边接受这钞票，一 边不安的在滚动。 “这是外国人的钱……这些完全是……是俄国人的……”往下我没有说，“外国人， 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锥，为着去追赶那个胖得好象行走的驼鸟 似的俄国老太婆。我几乎有几次要滑倒，等我把钱接过来，她已经走得很远，我还站在 那里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颤抖着的大鸟毛，说不出是多么感激和多么佩服那黑色皮 夹子因为开关而起的响声，那脸上因着微笑而起的皱折。那蓝色带着黄心的小花恰恰是 插在她外衣的左领边上，而且还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来。对于我们那 小队的其余三个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 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使我实 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我勇敢，说我最爱 国。但我并不能够因为这个，使我的心对他们宽容一点。 “打苏联，打苏联……”这话就是这么简单，在我觉得十分不够，想要给添上一个 “帝国主义”吧，但是从学联会发下来的就没有这一个口号。 那么，苏联为什么就应该打呢？又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我没有思索过，虽然这中苏事件的一开端我就亲眼看过。 苏联大使馆被检查，这事情的发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并不热，我只记住天空 是很黑的，对面跑来的马车，因为感觉上凉爽的关系，车夫台两边挂着的灯头就象发现 在秋天树林子里的灯火一样。我们这女子中学每晚在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脚 步必须经过大直街的东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们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条吉林街上。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轮的小卡车靠 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手电灯，他们 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 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的出现。大使馆楼顶那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 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 窗好象埋下地窖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 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 卢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象买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 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做的，过 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他和母 亲说的是什么呢？微小得象什么也没有说。厨房好象并没有人，只是那些冰锥从鞋底打 落下的声音。我能够听得到，有时候他就把红灯笼也提进内房来，站在炕沿旁边的小箱 子上，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不止装烟，我还看 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老厨子一边吃着腊肉，一边上唇的胡 子流着水珠，母亲赶快在旁边拿了一块方手巾给他。我认识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后母 亲说：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容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拉！“涨”啦！“落”啦！ 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象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母亲夜里起 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 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 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 终是不成的。父亲说： “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 “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和他在厨房里 都象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 房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 象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 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 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 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 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象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 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邮票和一盒火 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 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 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象一个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 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了。 我们的女校，到后来竟公开的领导我们，把一个苏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子弟学校” 给占过来，做我们的宿舍。那真阔气，和席子纹一样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 窗子那么明朗。 在那时节我读着辛克来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 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 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结果恰恰相反，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 我，是越启发越坏的。 正在那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那个大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 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 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