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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辈的怀念 记得那是1977 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 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 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 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 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作了仔细的解答, 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 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 听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 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 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10 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3 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 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 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 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 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 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 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 人家的一片盛意。 最近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 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 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 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 也记不得了。 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 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 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 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 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 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 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二月七日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 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 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二十一日第一封信写于1980 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 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 年, 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 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 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 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 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 年郁 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 》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 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 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 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 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 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 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 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 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 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 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 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 年8 月29 日晚失踪,9 月17 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 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 年9 月17 日说产生了 怀疑。1983 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 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 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公开承认。这个消 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mpanel(1);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 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 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 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 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 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 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 调查。铃木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正式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 年 8 月29 日晚或30 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 年9 月富阳郁达夫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轰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 报告中文稿寄给胡愈老,让他老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在1985 年8 月29 日召开的北京郁达夫纪念会上,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见到胡愈老。他在会上以清楚响亮的声音对郁达夫其人其文作了崇高的评价,首次 提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家。会议进行中,胡愈老还不时与坐在 一起的李一氓、夏衍等几位前辈谈笑风生。由于人多,我在会上没有趋前向他老人 家问候。万万没想到不到五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原载1989 年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胡愈之印象记》)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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