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及其他 1990 年10 月15 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 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 旅程。两个多月来，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 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 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 年冬，我到北京参加郑振铎先生诞生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与上海 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诚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 体弱，深居简出，除了1986 年11 月那次引人注目的香港之行外，已很少与外界 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 知堂老人。知堂老人被誉为“‘五四’三巨人”之一，也是现代散文开一代风气的 代表人物，但由于他在40 年代的“失足”，又成为争议最多的作家。编集一部同 代人及其门生故旧回忆老人的文集，无论就保存史料还是促进研究，都具有不容忽 视的意义。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订交近半个世纪，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 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 “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京师坊巷诗― ―八道湾》）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 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 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 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出版了俞先生 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 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 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 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 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 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 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 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 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 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 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 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 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 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 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一帧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亲聆俞先生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