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李辉英先生 李辉英先生与世长辞了。我5 月初去鲁迅、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等现代著名 作家的故乡考察，迟至返沪后才从北京出版的《文艺报》上惊悉这个噩耗。悲痛之 余，重读李先生80 年代初写给我的十多封信，愈加怀念这位正直、诚恳的30 年 代老作家。 人刚到中年，记忆力却提前衰退，我已记不起当初通过谁的介绍才开始写信向 李先生求教，确切无误的是李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写于1982 年5 月13日。当时我 正和王自立兄合作为香港三联书店编订《郁达夫文集》，同时对鲁迅著作中多次提 到的30 年代的北方文人张露薇较有兴趣，因此李先生在回信中详细解答了他所知 道的张露薇其人其事，并对郁达夫作品中经常引用外文诗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 样中西文混杂“破坏了形式上的统一，颇足诟病”。态度之热情、坦率，有点出乎 我的意外。半个月后，我们编注的一本小册子《郁达夫忆鲁迅》由广州花城出版社 出版，我马上寄请李先生指正，他的回信很长，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妨照录 如下。 子善先生： 惠函及《郁达夫忆鲁迅》一书，均已收到，谢谢。我一口气读完了《郁达夫忆 鲁迅》，取得了不少的启发，特别是《回忆鲁迅》不但使大多读者了解一些三四十 年代的文坛状况，尤其就此认识到郁氏与鲁迅交往的一片忠诚，所谓“文人相轻， 自古已然”的说法，不攻自破。郁氏因与鲁迅交往，而遭受创造社诸君子的猜疑， 也是事实。二、三、四十年代派系的不和，矛盾重重，影响团结，削弱了本身的力 量，实为不智之甚。至于像创造社的攻击文学研究会，因为后者有个有钱有势的大 老板，仿佛这也是攻击的目标，似嫌离题太远了。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正以“郭沫 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名义展开编辑工作，准备出郭氏文集，不知系派不和的材料亦 在搜求之内否？就学术研究说，应该从实阐明才是。 东有恒路、唐山路一带地方，似乎还有些印象，不过有点儿模糊。上了年纪的 人，记忆力特差，仿佛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和印刷厂也在那一带似的。“八一三”日 军的炮火毁了开明，也毁了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北方集》的书稿。 编注一册像《郁达夫忆鲁迅》这样的小册子，必定花费不少的精力，那是不在 话下的，造福于研究鲁迅和郁达夫的人，确乎难得之至。特遥祝您同王自立工作上 的成功。 上海师范大学，是不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哪个地区？先生去学校上课， 由住地出发，路上约须多长的时间？搭车容易么？仔细想来，一个人的一生，花在 交通上面的时间，一定是个大的数字，只是因为从来无人做过这件工作，迹近发神 经，不说也罢。 三联派人打电话来，通知我派人前去领取郁氏文集第二卷，领回之后，匆匆翻 翻，发现有一、二处须加订正，特提出请赐参考。一、P23 第六行第七字“以乎李 兰香……”的“以”字，是不是“似”字？二、P101 第十七行的直线――恰好占 用了该行首字的地位，是否应改正一下？三、P219 第十行首字是个逗点，可能出 自手民之误。鸡毛蒜皮之类，改不改没有什么要紧。专复，顺颂 文安！ 弟李辉英六月廿七日 李先生在信中对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文坛恩怨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对拙编也作了 肯定的评价，后来还亲撰一文在香港杂志上推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心我的工 作和生活，仔细询问我住所所在的马路和上班所花费的时间，拳拳之心，使我深受 感动。从此以后，我和李先生鱼雁不断，经常向他请教30 年代文学的一些疑难问 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老人多爱怀旧，何况李先生长期旅居香岛，一旦得知和大陆多年的老友天人永 隔，就倍增伤感之情。那年9 月28 日给我的信中就提到著名散文家吴伯箫、诗人 方殷先生先后逝世给他带来的悲痛： 子善先生： 九月十八日大函奉悉。京津之旅，想定心旷神怡，满载而归，令人生羡。此刻 我将报告您不愿闻听的消息，方殷先生已于九月份内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不欢者 竟日。另一迟到的消息，政协吉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先生已于六月仙逝， 八年抗战中与方、于二位先生均有往来，不料竟成永诀，殊深哀痛。八月十日，吴 伯箫先生因癌症而去世，吴为我在东北师大任教时的文学院长――顶头上司。大夏 大学原址面积相当宽阔，不过您上班的单程都要一个小时，双程至少两个小时，时 间的浪费，相当可惜。是否有脚踏车代步？像上海那般一千万（人）以上的大都市， 公共交通工具的难以调动是每个国家共同的现象，非独中国的上海一地如此。有关 郁达夫的文字，我如有所发现，必将复印下来，留供参考。随信另封寄上拙作《雾 都》一册，请多多指教。书中错字奇多，正如已故曹聚仁先生所谓港版书有错失， 不足为奇，如果没有错失，那才是奇事。此诚为一大讽刺，而一般港版书确乎如是！ 良可浩叹！《雾都》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与意识流的说法，毫无关联，甚至您 说它是一部旧写实主义的作品，我也不反对。意识流一套捞什子，我一直不愿接受， 责我顽固我也敏而受之，这么一来，等于自动堵塞了创新的道路，对不对？郁集第 三卷三二二页刊出之《桐君山的再到》，原发表处《生生月刊》是我和朱禄园先生 担任编务，仅出一期就此关门大吉，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情，距今已四十七个寒暑， 时间过得多么快呀！郁集的编辑，花费您们不少劳力，但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就算心力交疲，也没有二句话可说，对么？草草不恭，不再叨叨了。祝 文安！ 弟李辉英敬上九月廿八日 mpanel(1); 李先生在这封信中还谈了他对现实主义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看法，这当然是他 的一家之言，可供研究李先生文学思想和作品者参考。虽然近年大陆已出版了《李 辉英研究资料》，有几种新的文学史著作也提到了李先生的小说，但以李先生在30 年代“东北作家群”里的地位，他的作品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可惜他寄赠的《雾 都》和其他好几种作品集，我都没能认真拜读，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负李先生的 雅意。 和李先生通了许多信，却一直无缘见面。去年3 月我到港参加香港大学第二届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本拟拜访李先生以了夙愿，但友人告知李先生年迈欠安， 很少见客。为了不打扰李先生，我只得作罢。没想到我就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这 成了我终生的遗憾。现在我只能写下这篇不像样的文字寄托我对李先生的哀思，如 果李先生泉下有知，请他老人家谅解我。 （原载1991 年7 月《香港文学》第79 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