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集外文》琐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取保获释的周作人没有接受朋 友胡适的劝告去海外，而是于1949 年8 月回到北京定居，直至1967年5 月逝世。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对周作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他晚年得以安心从事他所称之 为“愉快的工作”，即以精通希腊文、日文、英文之专长，学贯中西之广博的文化 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出色地完成了多部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与此同时，周作 人继续从事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的写作，1950 至1951 年间、1957 至1958 年 间和1963 至1964 年间，是周作人晚年小品创作的三次高潮，不仅数量相当可观， 内容也极为广泛，既有洋洋长文，更多数百字短章，天上地下，草木虫鱼，诗书琴 棋，信手拈来，无所不谈。 除了一部分怀旧之作已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 迅的青年时代》和《知堂回想录》等书在海内外出版外，大部分散见于北京、上海、 广州和香港等地的报刊，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60 年代初，周作人曾自编 一册薄薄的《木片集》，共收50 年代后期所作的文史小品48 篇，书名则取“古 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的用处，但恐怕是简牍上削下来的，那么这便没有 什么用，只好当作生火的柴火”之意，颇为别致。书稿已由国内一家出版社排出校 样，可惜因故未能问世。后来，周作人还打算编一册《枯叶小集》，当然也未成功。 继推荐出版《知堂杂诗抄》之后，笔者又邀请《周作人年谱》编者之一的张铁 荣兄一起为岳麓书社编订《知堂集外文编》，铁荣兄负责建国前部分，笔者负责建 国后部分。在海内外同好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搜集，笔者终于编竣这部 厚达60 余万字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四九年以后”）付梓，总算 完成了作者生前未了的心愿，也算是填补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首先，这部文编收入迄今已经找到的周作人1949 年11 月至1964 年10月间 所作而从未收集的所有作品，但以下两类文章不包括在内：一、虽系建国后发表， 但已查明作于建国前的作品；二、书简。第一类作品将由铁荣兄编入《知堂集外文 编》建国前部分，书简要待今后条件成熟时再编集《知堂书信集》。此外，作者建 国后为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专集所作的序跋，凡已出书者，也不再编入本编。 其次，周作人自编《木片集》时是分类编排入选作品的，本编却因所收文章多 达千余篇，分类着实不易，因此采用鲁迅所主张的编年体的编排法，所收文章次第 按笔者考定的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并一一注明来源。这样编的好处在于周作 人建国后散文小品创作的发展脉络可以一目了然，只是《避讳改姓》和《鲁迅与日 本社会主义者》两篇，前者虽曾由作者自己编入《木片集》，至今不明出处；后者 写作时间一时也难以确定，因而只能作为例外，暂时分别编入1958 年和1964 年 的作品之内。 再者，周作人建国后发表的散文小品中，有若干篇内容近似或部分重复，如评 骘《四库全书》，前后就写过好几篇，有两篇内容有雷同之处；题为《古文观止》、 《杜少陵与儿女》、《麟凤龟龙》、《农历与渔历》、《冬至九九歌》的文章也都 不止一篇，而《大通学堂的号手》等篇又与《知堂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大同小异。 凡此种种，虽然还不能说周作人晚年文思枯萎，因为不能不考虑到当时客观条件的 某些限制，但确实显示出老人笔力已经不如从前。不过为提供研究比较之用，仍一 并依原貌编入，不作任何删选。 平心而论，尽管有些作品是为稻粱谋的急就章（这种情况在50 年代初期为《 亦报》所写的大量作品中尤为明显），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散文小品还是熔学 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基本保持了平和冲淡、自然洒脱的独特风韵。诸如 对旧礼教旧观念的批评、对故人和往事的追忆、对文坛掌故和名人轶事的介绍，还 有文艺随笔、译著心得、动植物趣闻、风土民俗考略、品物杂识、读书偶拾、个人 生活琐记等等，大致可以肯定，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自然史和民族学 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的研究都不无裨益，更不必说对周作人 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了。笔者把全部书稿通读一遍之后，就觉得见识大长， 单从周作人1963 年所写的《郁达夫书简》一文就欣喜地发现了不为人知的郁周交 往的重要史实和尚未收集的郁达夫佚信，这样的例子自然还可举出许多许多。至于 其中有些文章的观点和提法，相信读者自会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并得出 应有的结论。 mpanel(1); 最后，还有一点应略加申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整个现代文化史上，无论 就声望还是成就讲，周作人都是曾与鲁迅相颉颃的第一流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是 谁都无法否认的。对周作人的是非功罪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是摆在中国现代文学 和文化史研究工作面前的严肃课题，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编》和周作人的早 期作品，正是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提供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不因人废 言的明智之举。这与“宣传”周作人和为周作人“翻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建国以后尚且准许周作人用知堂、启明等笔名发表他的著译，难道 现在反而不及那时？即使是周作人敌伪时期的作品，仍有不少值得文史研究工作者 参考，为了知人论世，探究作者之所以落水的思想和历史渊源，从而正确评价作者 “全人”，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恐怕也有挖掘整理，使其与研究者见面的必要。 再说，如果我们的文学青年有兴趣读点周作人的书，认识一下鲁迅这位令弟，进而 将代表中国文章“阳刚”和“阴柔”之美极致的兄弟俩作一番比较，我看也没有什 么不好。指责重印周作人的作品固然容易，可是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利 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这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知海内外广大读者以为如何？ （原载1987 年7 月香港《明报月刊》259 期） -------- 泉石书库